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