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一下剩余的力罢了，可悲的、固的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这样不对的啰！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唦！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睛瞅瞅墙上那团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前抖动。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模糊的尸，我的心就揪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觉到有毒从心脏沿着血蔓延到全。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拳，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发自内心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技术员老秦抬起，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被关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人的凌辱、不公正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上还没有全都蜕尽的兽从他上一下引发了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的的人的目光和龇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像一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来的一残存的人，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涤上的污泥浊，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了院墙，坐在门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断墙的豁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光从松垂的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母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自来站到我家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睛濡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人，才能报答党和主席的关怀。所以，不论在六○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门，我都以努力改

后墙上那团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