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工人，只不过以被制的右派分的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劳动。在群专队我大小还是个领导，跟正式工人一起劳动我反而成了众目腹腔下唯一的监督对象，革命群众对我的宽大倒使我更加难受。从劳改队到群专队再到正常社会，在我上现的是每况愈下，于是几乎在我意识里下了“劳改情结”

探亲假的报告很快便获得批准。我只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就爬上火车。这钱还是“叛特反资”们凑起来借给我的。在劳改队我曾听说现在坐火车不要钱，可是上了火车才知“大串联”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一节节车厢像拎着持油似的查窜分和不喜买车票的“知青”可见待在劳改队群专队听到的消息总是栅搬来迟。但我虽然没有钱却有“青期”列车员不停地将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里铁路我乘了七天火车也终于到达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费的候车室。有“青期”的好就是没有钱也能跑遍世界。

下面要请读者原谅我不写我怎样与母亲见面。在我另一题为（习惯死亡）的小说中我曾有过一叙述，即便在那本书里我也不愿写得太多。我与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对于自己来说最珍贵的东西留给自己。一个作家总要有完全属于个人的私有神财产；在一生的情与一生的遭遇中，有些东西是和自己整个生命相连的。那是我安立命的本，是我生命的系，如果将暴在外面，我便不能再很好地收土壤中的营养。哪一位作家如果把系刨来卖，说明他已江郎才尽、即将枯萎了。我大半生经历的生活已经丰富得过于沉重，我的母亲是我利用这些丰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动力。现在我将我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悬挂在书房的墙上，她的微笑鼓励着我不断写下去。

关我的派所位于北京最繁华的区域，两华丽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员的官邪。这应该是集中现中国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里派所只拨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关四十多名男女。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个铁桶里排大小便，满了后才让值班的嫌犯提去倒后院的厕所。我至今也不明白派所是因为房屋张还

可是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众掌权的农场“革委会”居然批准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亲，凭这件违反当时常规的事我至今仍认为即使把社会搞得再，人与动还是有区别。况且这次探亲假还不是于我的请求，只不过大伙儿在田里劳动时一个小“”跟我聊天聊得兴了偶然说了句：“你还是可以回家探亲的嘛！”我赶忙问探亲假需要什么手续，他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个报告给我就行了，说这话的时候还给我挤挤睛。我不懂他挤睛的意思，我观察他并没有挤睛的习惯，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说这话时向我挤睛？他的动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想搞清楚他有什么暗示或弦外之音。待我若年后神经正常了，才知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动作是无意识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无意义的思索。

她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靠手工编织衣糊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古典的光泽而日久弥新。她老人家和我刚在一起过了三天愉快的天之乐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去。我以为“小脚侦缉队”这个词语应列为中国“文革”词典中重要的条目之一，那是无孔不的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范例。一群大字不识的“居委会”老妇少妇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权抓任何她们认为可疑的人，而那时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断抓不胜抓，迫使她们像会说话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兴致地挨家挨搜查。抓住后就给派所，派所既是她们的总又负责收集她们的捕获。而堂堂首都的派所竟然将被抓来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在一起，首创了世界监狱史上男女混合关监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