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急忙把市长的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掏一把把烧焦的纸灰分发给与会者。与会者每人一捧，小心地放服务员送上的饮料杯中溶化，然后一啜到肚里。

“说是这样说，”政法副书记喝完材料茶后并不觉得不舒服，不过好像觉得味还不那么纯正，于是慢条斯理地“老赵当时代的思想看嘛，并没有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的神，总的来说不应是什么错误，更谈不到什么‘罪行’了。可是，可是…其中也有些过话。这嘛…也在所难免。只不过…”

前人犯的错误死背到底；一惜到底的确最省事，少很多麻烦。

“我们议来议去，连赵鹫同志过去究竟犯了什么事我们都不清楚，为什么就被判了十八年，判得那么重？如果在目前看是蒜的事，我们也不用纠正复查小组过去的结论，今天就搞一个肯定他现在的成就的文件不就行了？这不就无形中改正了过去的结论？”

但市长兼书记毕竟是市长兼书记，手中掌握了理学的质不灭定律，侧过跟他后的秘书说：“啊，我想起来了，说不定我包里有。你找找看，拿来给大家研究研究。”

主文教宣传的市委副书记还没等这位副市长的话说完，便哂笑他：“哧！你呀，你看问题真简单！现在这时候，什么事情能瞒得住老百姓？不信？我们这个会还没有散，外面就知咱们在这里议的是什么，连张三李四说的什么什么都一清二楚，比我们的报纸电台消息都灵。我赞成赶快放人，也同意应该有个说法，对赵鹫本人以后的工作和对外界宣传都非常必要。”

这个办法很好，大家一致同意，市长兼书记也频频“不错不错。”向公安局长问：“你知老赵十几年前的事吗？你谈谈。”

负责农业的副市长截住工业副书记的话，武断地说：

赵鹫看见公安局长的脑门上有一个电脑屏幕，急速地在检索盘上存的文件，最后停在“有待输”的字样上。原来赵鹫为了向公安局长说明他怎么又了监狱，只给局长吃了有关他结论的分，于是局长搔搔说：“这不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应该说是二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里的事。那事我还真不清楚。”

“哈！”公安局长先喝完，心直快地喊“老赵原来不过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算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无产阶级司令’，现在看来算啥？不仅无罪，我看还应该有功呢！”

全与会者无不赞成赶快放人。可是问题转了一圈仍旧回到主政法的副书记提的困难上来：赵鹫的新结论会牵一发而动全。

“这好办！要什么‘说法’！赵鹫到监狱转了一趟，谁也不说，外界哪个知？…”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暗自着急。关于他罪行的材料厚达二十公分，称起来都有五斤重，几乎全是他本人一次又一次代的思想检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委会”就是据他的代来量刑的。判他的“革委会”专政小组还说，凭他的思想，枪毙他都不为过，但考虑到他坦白的彻底，才从轻判了十八年有期徒刑。然而，所有这些材料，在复查平反时都照中央文件神当他的面销毁了。那时他看着一火苗卷走了那一摞摞纸，还到十分痛快，现在叫他再去哪里找那些材料？ “灰飞烟灭”空气里都不存在了。

宣传的副

另一个工业的副书记思忖着说：“就是！即使现在把老赵放来，也得给他一个说法，给社会上的人一个说法。现在兴‘说法’两个字，什么事情都要有个说法。人了监狱，又放了来，老赵自己不说，社会上的人也会议论，尤其对一个名人更少不了这样那样的议论：是经济问题？是作风问题？还是被人陷害了？…”

一位还没发过言的市委委员、和赵鹫素无来往的利局长从圈里兜来，发表了个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