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当干部呢？我说了几天也没说转她…好，咱就这样定了！”

魏德富就这样走了，可他没想到“黄毛鬼”一去就杳无音讯。头两年还好“低标准”一过，烂眼圈女人就天天跑到他家来吵着要人。文化大革命那年，她听了县上一帮对立面的唆使，成天拽着他的衣裳哭着喊着叫“还人来”说她的男人是书记撺掇跑的，弄得他有口难言，能跟这样没见识的婆娘说，要不叫她男人跑内蒙古，她男人就得去蹲劳改么？能告诉她这是他的三十六计之一么？…呸！他受了一肚子冤枉！

接下来的这段往事，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总引起一种充满柔情的心荡神驰，一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怅惘，一种真正的男子汉的激情的冲动…

从“黄毛鬼”家出来，夜寒如冰，星斗满天“低标准”时期，家家都睡得早，庄子上一片漆黑。只有水井旁边的那户人家还亮着昏黄的灯光。这一家，也和“黄毛鬼”一样，是有办法搞来点灯油的，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跺跺冻得冰凉的脚，拖着迟疑的步子向那家走去…

贺立德说他们这儿是“穷山恶水”怪不得他听了不舒服。第一，这儿离山还远得很哪；第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他们这个河套地区沾尽了黄河水的便利，年种年收，旱涝无虞。要说是“淫妇刁民”呢，贺立德当然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庄户人没有什么主见，不管本人原来的品质如何，在旧军队里混上两年，或多或少都得沾上些“丘八”的习气，譬如“黄毛鬼”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偏僻的河滩，庄户人都是历年逃荒来的灾民和在家乡吃了官司的穷人，他们自己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来的，其实北方各省人都有，他们的祖先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独轮车，拖儿带女地来到这芦草丛生而又土地肥沃的荒滩上。有许多年，他们是天不管地不管的，待这一个军阀巩固了自己夺得的重要市镇，刚要把手伸到这个河滩来时，就被另一个军阀打跑了。如此周而复始，荒村成了世外桃源。这样，他们的文化教育就靠着一部《百家姓》，道德教育就靠游乡串村的说书人嘴里那些封建而又反封建的故事。后来，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了他们，成年男子被抓走了，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些妇女，在既无宗法束缚，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两性关系终于按照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

旧社会，有一个口歌说的是这一带的特点：“车轱辘大老牛小，堡位垒房房不倒，蚊子叮人赶不跑，哥哥翻墙狗不咬。”这虽不能全然概括，但作为民间口头创作来说，语言还是比较凝练的。

解放后，在军阀部队当兵的男人绝大多数都回来了。经过历次运动的正面教育，虽然还是车轱辘大老牛小，虽然还是用垡垃垒房，虽然蚊子仍然凶猛得很，但“哥哥”翻墙头的事确实少见了，即使有的老情人还藕断丝连，也只好趁在田间干活的时候脉脉含情地瞟上一眼罢了。但是“低标准”一到，尽管人连饭也吃不饱，路也走不动，风气却又歪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里面已经没有丝毫的感情基础，田园牧歌式的罗曼蒂克已荡然无存了。

贺立德，作为一个全县十万人口的主宰，能向他魏天贵一语道出韩玉梅的名字，说明贺书记还是明察秋毫、事无巨细皆存于心的父母官——不错，韩玉梅就是这样一个风流种子。

他走到水井旁边停下了。朔风阵阵，夜色朦胧。水井上结了很厚的一层坚冰，就像蜡烛上流下的蜡泪，凝固在石井栏的四周，上面呈现出一道道光洁的自然径流。他们全庄子上的人，自有庄子以来就喝这口井的水。固然庄子上还有好几口井，却都不如这口井的水甜，他一年不知要挑着桶来这里多少回。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总是合作化以后“大跃进”以前，有一次他挑着桶来到井边，一眼瞅见大约有十五六岁的韩玉梅，猛然惊异这个自小看大的丫头变了模样：真是黄毛丫头十八变！他还笑着对韩玉梅鳏居的老爹说，你真有老来福咧，你家的丫头越长越水灵了哩。韩玉梅的老爹有点手艺，一边给社里喂马，一边在滩上割些芨芨编笆子、背斗、粮苫，逢集时上集上一卖，能闹几个零花钱，日子过得还不错。当时，韩老汉跟他说，姑娘长得水灵不是好事“自古红颜多薄命”以后，还要请他这个“大贵人”多看待一点。尔后，韩老汉突然害了“羊毛疗”——症状是肚子剧烈疼痛——一命归天了，韩玉梅却如出水芙蓉，越长越招人爱。一些大男人——有没成家的小尕子，也有成了家的庄户人——在干活的时候两眼总在她身上瞟来瞟去，不过，那时候庄户人都学规矩了点，已不敢十分放肆，只是疯言疯语地撩拨她而已，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不久“大跃进”开始了，省城的棉纺厂要工人，他头一个就报上韩玉梅的名字。体检合格，下来了通知书，韩玉梅把家里的东西卖的卖，送的送，光留下没人买的房子。临走那天，韩玉梅又到他这个社长兼书记家来道谢，长睫毛眨巴眨巴地，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花辫子甩咻甩咻地，一口一个“大叔”叫得他心里甜甜地，闹得他也忘了嘱咐她什么话了。

可是，她的好运不长，去了不到一年，就碰上一个什么运动，被厂里派人押送着回来。押送的人向他交代说，韩玉梅在棉纺厂里“拉干部下水”和三个技术员、一个科长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民愤很大，影响极坏”但念其年岁轻，出身好，只给予“开除厂籍，交当地政府管制劳动”的从宽处分。

那时，韩玉梅伶仃地站在地主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当中，脚下撂着一个小铺盖卷，挺着已经隆起的大肚子，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上沾着泪水，凄苦的脸上表现出一派委屈无告的神情。他看着可怜，押送的人一出门，他连半句话也没训，摆摆手，叹了口气，就打发她回家了。

不多久，他听说韩玉梅生了一个丫头，又叫他现在当记者的大儿子——那时刚十岁——偷偷地送去两包红糖。五九年，那两包红糖可是一般庄户人拿不出来的稀世珍品，要让他女人知道了，非闹翻天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