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儿没劲干活，我能打着干？都是贫下中农，乡里乡亲的。可我也思谋着，运动总是一股风。等这股风过去了，咱副业还得搞。不搞副业大伙儿受穷，机械化也化不成。可你别碰到风头上，咱大处都顺着过来了，犯不着在小地方拗了上头的意思。就说打狗吧，真是不抓西瓜尽抓芝麻的事，我也觉着没点意思，不过上头把这事已经提到纲上来了，说不打狗就等于窝藏了反革命，咱队上来的工作组组长又是县委委员，那天统计了一下，咱队上有十条狗，结果只打了九条，叫工作组说咱这个先进队连打狗都贯彻不下去，还咋批判资本主义呢！说实在的，邢老汉，要是为了你那女人的事，天塌下来找魏天贵替你撑着，顶大不当这个骨泉队长。这条狗嘛，你就宰了算了，让上头满意，以后咱们队的事就好办了。他前脚走，你后脚就再养一条，你看咋样？”邢老汉先还没在心听，后来越听越真切，最后又提到他女人，邢老汉真是百感交集。他知道天贵是诚心帮过他的，为了一条狗，他能让天贵为难？他低着头，在头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又伤心又决断地说：“天贵，我不能让你为难，你说的都是实情话，你明天就叫人来打吧。我自己下不了这个手。”

这一夜，他没有睡觉，呆呆地坐在炕下的土坯上抽烟。狗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它的末日，仍然亲切地把头撂在邢老汉的腿上。邢老汉一面抚摸着它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脊背，一面回忆他半个多世纪风里来雨里去的经历。他也曾经听说过，城里的干部、工人、教书的、唱戏的，这些年来在运动里没少挨整，又亲眼见过魏天贵这样的农村小干部挨过批，但没想到最后闹得他这个扛了十几年长工的普通农民也不得安身：先是因为身份问题妨碍了他的家庭幸福，终于连剩下的一点虚妄的安慰也被剥夺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隐隐糊糊地听说这就叫“政治”这就叫“阶级斗争”他微微地摇摇头，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他觉得这样的“政治”和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太可怕了。他觉得在这样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思了。

他轻轻地拍着他的狗，就像拍他的孩子一样。我们中国农民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总是平静和忍耐的，他又一次发挥了这一特性。他既然发现了他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留着一条狗又有什么用？而且，这条狗的生命居然和全队人今后的生活有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你先走吧，随后我就来。”

他抬起头来环视这间小屋，想寻找一些那个要饭女人留下的痕迹。就是这间土房，从屋顶到地面，几乎每一平方寸都经过她清扫，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经过她擦洗。可是，她走了，这些东西也都如死一般地沉默和灰暗了，只有一道深深的痕迹刻在他自己血淋淋的心上。然而，他并不埋怨她悄悄地舍他而去。他认为一个好的、有良心的妇道人就是应该回去的；而且，她的不辞而别还曾给他留下了一线希望，使他在两年的时间里还有劲头活下去，所以他对她只有感激。

第二天早晨，他把狗喂得饱饱的放了出去。还没到晌午，他在场上听见马圈里突然响起一声清凄的枪声。他知道这准是对着他的狗放的，心里猛然泛起一阵内疚和懊悔。当他跑到马圈去时，行刑的人已经扬长而去了，只有一群娃娃围着他的狗。狗展展地侧躺在地上，脖子下面流出一缕细细的殷红的鲜血，一只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和那个要饭的女人的眼睛一样，露着惊惧不安的神色斜视着碧蓝碧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