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多的事情，写这东西比较适合，对生活命运都有了一些验。在小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变化中的社会，关心着人的命运。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到位，只有7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年，

中国文学现在已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什么样的东西，写到什么程度。另外我认为，伟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时间。10年过去了，与我同时在文坛上竞技的同辈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写伟大的作品。

又有记者问：你在2005年1期《收获》专栏《亲历历史》中发表的《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在讲述这个主题？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到这一。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分。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理的镇北堡华夏西影视城。1994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的，全的债务都压在我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了大量力在生意上面。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于对社会的责任，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和生命最宝贵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