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全都参加起义了。不是一营三百多人单独起义的。”焦振国说：“你再看看下面的文章——”黑娃就看到白孝文写给贺龙关于率领一营起义的敬信。黑娃咂了咂舌头说：“孝文这熊弄事光顾自个，你把咱们全团三个营一同起义的事全部报告给贺主任，贺主任肯定更高兴。”焦振国说：“给贺主任写这个报告也轮不到他嘛！你是起义的发起人，又是大家人推的起义的头儿，这是跟鹿兆鹏当面说定的事，他凭啥先给贺主任报头功？”黑娃不满意地瞅了焦振国一眼：“兄弟，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心眼儿太窄。这算个啥大不了的事？孝文报了也就报了，他没写上二营三营，难道你我就不算起义？”焦振国撇着嘴角说：“黑娃老哥！你给我开一张起义证明条子，我告老还乡务农呀！”黑娃火了：“你这算做啥？咱们刚起义刚解放恨不能长出三个脑袋八双手，你倒要走了？你走了革命工作撂给谁？我能招架得住？”焦振国毫无所动地坚持要走。黑娃急了说“你不说清道明，我不开证明！你是不是对我不满？”焦振国说：“我总怯着孝文补打到团长脸上的那一枪。”黑娃仍然没有放手焦振国归乡。半月后，中共滋水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秦继贤同志赴任，焦振国从他手里磨缠到一张起义证明件，终于回陕南那个闭塞的小县去了。临行时，黑娃只是简单地和他握了握手，很不满意甚至瞧不起这个结拜兄弟的狭隘心胸。

黑娃在监狱里蹲了不足一月，任何人都没有前来探望，这是有令禁绝的。他只被提审过两次，罪状有三条：一、土匪匪首残害群众；二、围剿红三十六军；三、杀害共产党员。黑娃对自个在土匪山寨做二拇指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只是对人民法官提示一句：“我后来就学为好人了呀？”关于剿灭红三十六军的罪状，黑娃做了充分的辩解，那是大姆指领人干的，只伤害了房顶的一个哨兵，随后又给其他红军战士分发了银元和烟土作为盘缠出山，而且把政委鹿兆鹏接上山去治好了枪伤…年轻的人民法官没有听完黑娃的辩解就笑得不屑再听，讥笑鹿兆谦的为人处事与名字不符，编排功劳跟编故事一样离奇，未免太不谦虚。至于杀害共产党员陈舍娃的事，黑娃已怒不可遏：“那不是共产党员，是游击队的叛徒！他在秦岭游击队里偷偷摸摸侮辱山里女人，事发后害怕受处治逃跑出山，找到我的门下。他并不知道我跟秦岭游击队政委韩裁缝是老交情，后来我问韩政委还要不要这个队员，韩政委说‘人家投奔你了，就由你打发吧’我知道打发的意思。我让部下把他崩咧！”只有这件事法官认真听了他的辩解，而且说：“我们再查查。”

黑娃回到号子里就又想起一件事，知道处治叛徒陈舍娃的事范围很小，事过几天之后，在团部开会财只有白孝文问过他。想到这件事，黑娃心里就疑窦顿生，这条罪状难道是白孝文提供的？但又无法对质，更无法肯定，知道这件事的毕竟不是白孝文一个人。

第二次审判仍是那三条罪状的又一次复核，这一次黑娃激烈而坚决地拒绝第二条和条三条罪状，只对第一条中所列举的土匪行径部分承认。他毫不含糊地向法官申明：“滋水县保安团的起义是鹿兆鹏策划的，由我发起实施的，从提出起义到起义获得胜利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我领导的；西安四周距城最近的七八个县里头，滋水县是唯一一个没有动刀动枪成功举行起义的一个县，我从来也没敢说过我对革命有过功劳，我现在提说这件事是想请你们问一问秦书记和白县长，我的起义能不能拆掉当土匪的罪过？至于第二条第三条列举的罪状，完全是误会。”

黑娃的这一席申辩，事实上加速了他的案子的归结。三天后接连的第三次审讯，只是履行了一个宣判审讯结果的简单程序，三条罪状全部取证充分，黑娃的辩解反而成为可笑的抵赖。黑娃在听到判处死刑的宣判时哑然闭口，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摇了摇头。黑娃再被押回监狱后换了一间房子，密闭的墙壁上只开了一个可以塞进一只中号黄碗的洞，脚腕上被砸上了生铁铸成的铁镣。两天后，他的妻子高玉凤领着独生儿子前来探望，这是自他被囚二十多天以来见到的唯一一位探监的人。他透过那个递进取出饭碗的洞孔，只能看见妻子大半个脸孔，脸面上一满是泪水和清涕，嘴巴说不出话，只是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从水里捞出来扔到沙滩上的鲇鱼的嘴。黑娃说：“你要去寻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高玉凤这时才哇地一声哭出来，随之把儿子抱扶起来。他看见洞孔里嵌着儿子的小脸蛋，叫出了一声“爸爸”黑娃突然转过身，他不忍心看见那张酷似自己的眉眼，便像一棵被齐根锯断的树干一样栽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