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服孝，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当脱下青年时期的蓝长袍了。我的印象十分刻，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睛上方的一崖，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一副冷峻威严的神气，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屉桌前，正襟危坐，腰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捣的学生吓一大，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一下，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回到家中，除了和两位伯父说话以外，与俩伯母和七八个侄儿侄女，从不搭话。除了两位伯父，没有不怯他的。父亲从学堂放学回来，一街门，咳嗽一声，屋里院里，顿然变得鸦雀无声，侄儿侄女们停止了嘻闹，伯母和母亲烧锅拉风箱的声音也变得低匀了。我和堂兄堂弟们要是打仗吵架，一不小心，父亲站在当面时，无需动手动脚，他只用一瞅，我们就都不敢声了。他倒是从来不动手打孩，可也从来不对任何人表示哪怕是少许的亲昵，我似乎比堂哥堂弟们更怯着父亲。

尽父亲在这个家里严以律己——母亲、、弟弟以及我，宽以待人——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堂妹，家里的磨总不会间断，只是没有公开闹到分家的程度。大伯本来对父亲统领家事就觉得有失面，再加上三条遗嘱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足，终日憋气。他的大儿已经长大，意送到西安去学生意，因为父亲持遗训而不能成行，有气无发，就哄唆直杠二伯发难。父亲一切都看得明白，只是隐忍，不予理睬二怕的恶火，大伯也就无法了。

我爷爷瞑目前五年，已经选定我父亲他的接班人，去杨徐村的私塾坐馆执教。据说，老先生在长期的观察中，觉得我伯父功于心计，善于谋划，带一商人的气数。二伯父脾气拗倔，合当是一介武夫。我父亲自幼聪灵智慧，既不像伯父那么诡，也不像二伯父那样倔，得老先生钟重，加之对我父亲的面相也满意（用我爷的话说，天饱满，眉大，肤滋），于是就在他年过甲之后，由我父亲坐上了私塾里那把黑的令人敬慕的太师椅。

我现在唯一能解释父亲这格变化的原因，是爷爷死后父亲在这个十五六人的大家里的地位的变化。爷爷死时，意外地打破了长主事的传统法则，把全家事委于父亲来统领。据说爷爷怕伯父太诡而远伤乡邻近挫兄弟，怕二伯父脾气暴烈而招惹家祸，于是就由排行最末的父亲统领这个家。他要领导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要理三兄弟三姑狸以及九个侄儿侄女和亲生儿的矛盾，要理这个家与远远近近几十家新老亲戚的关系，要理与杨徐村二百多同姓和异姓的乡邻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我当时尚不能味父亲的难场，只觉得他的脸上，笑颜永远消失了。

这样下去，终非久远之计，父亲不能看着这个以礼仪之风在全村享有最乡誉的家，在自己手中闹分崩离析的结局，令杨徐村人耻笑。他断然决定，从学堂里告退回家，统领家事。他自己在学堂执教，一心难为二用，顾了学堂顾不了家，顾了家又怕贻误人家弟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一天三晌坐在学堂里的时候，家里和地里，给大伯留下了毫无顾忌地唆事非的太大的时空环境。这样，在我刚刚上18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推到他坐过的那把黑的太师椅上了。

嗬呀！到得杨徐村一解放，杨年家耍枪杆的老二死在解放军的枪之下；当县官的老大囚在人民的监牢当中；家里的宅大院，骡大以及地旱田全分给杨徐村的贫雇农了。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个晚上的情景，我爸兄弟三个，捧着我爷的神匣，磕作揖，又哭又笑，简直跟疯癫了一样。夜静以后，兄弟三个又跑到村后的祖坟里，爬在我爷的坟堆上，啃啊！扒啊！恨不得掘开坟墓，把留下“三要三不要”遗训的先知先觉的老祖宗的尸骨抱在怀里亲一百次！该怎样激老祖宗——比诸葛孔明还要神明的老祖宗啊！亏得他早已看破红尘，留下严格的治家遗训，使得儿孙后辈免遭杨家的洪祸！我们家订为上中农成份，虽然不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却也不在被打击被孤立的剥削阶级的圈里，这已经是万幸了！

乎早已揣摸算计到三个儿的心数儿，怕自己走后儿孙们有恃无恐，脆一句话说死：不遵从父训者，孽也！不许给他上坟烧纸。兄弟三人只好委屈隐忍，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遵循老先生的遗训，耕田的亲躬耕垄亩，坐馆的潜心静气研读圣贤诗书。村里人把我爷爷这古怪的治家训戒编成顺溜：“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慢慢搞。”当作笑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