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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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

不用说，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

但在白天，我宁可睡去，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在白天，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他们刷好牙齿，把脸洗净，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他们生产、交换、消费，他们控制别人，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他们积极向上，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发动机，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他们给自己理由，给自己借口，让自己存在，让自己有价值，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话，他们在挣扎着，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

他们是那些正常人。

而当路灯亮起，咖啡店开门迎客，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返回家园，他们拧亮电视，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他们吃起晚饭，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

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发的孤独者苦捱时光，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吹牛、讲大道理，我更喜欢看妓女们浓妆艳抹，去骗取嫖客的金钱与欢心——这些夜里的景致一再上映，我则不厌其烦地一再观看。

于是，我扔掉手里的书，熄灭烟头，忍住从胃里泛上来的阵阵恶心，跳下床，披上衣服，装好钱包，走出家门，去观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我麻木不仁，无聊至极，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单，忘掉自己的痛苦，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义。

9

朱玲是大庆介绍给我的，有一天半夜十点钟，我和大庆一起在他家边听卡拉斯唱的《蝴蝶夫人》，边讨论去哪里混，时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去不去这儿，去不去那儿，可那天我们不知为什么对那些人和地方不感兴趣，卡拉斯听完，换成贝多芬早期四重奏，然后换成老古尔德弹的带着哼哼声的《哥德堡变奏》，然后换成齐默尔曼弹的《莫扎特第2钢琴奏鸣曲》，越听越无聊，听着听着，有电话响，大庆接了电话，说了几句行行行好好好之类以后，便毅然挂下电话，关掉唱机，拾起外套穿上，顺手把灯关掉，黑暗里，我听他对我说：“发你一姑娘怎么样？”

“发我十个吧。”

“滚吧！”

我们俩迅速出门，上了一辆出租车，大庆对出租司机说：“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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