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表露过要把女儿嫁给我的想法。我拎着的折叠板凳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它出自我的某位先祖之手，多年前，我揍哭了所有的表弟才抢到了这副板凳。我坐在这副板凳上会想起我的哥哥。我就想，我哥哥真是个传奇人物啊！当然，传奇人物他妈的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到了海南三年之后开始错字连篇地给家里写信，或者打回来一些断断续续的要钱用的电话。从那时起，他与家族之间的联系开始了缓慢的恢复。他开始理解家长们，家长们也开始接受他。这种彼此接受的原因，大概和我现在的感觉一样——我们都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那些失败的长辈，而长辈们也开始明白我们不可能像他们幻想的那样出色，除非我们不是他们亲生的。据说起先我哥哥在海南给一个日本人开车，开的是“林肯”（他在电话里相当得意）。再后来，那个日本人破产，欠了他一大笔工资没有发，只身逃回了日本。接着他只好去开出租车，开了一年多，觉得实在吃不了了这个苦，就去了一家专供外国人娱乐的赌场做发牌手。再之后的消息就开始模糊，语焉不详。最终，1998年，他终于从海南回了老家，见面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不知道整个海南游几辆劳斯莱斯，几辆凯迪拉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老男人，身后带着一个矮小的南方女人，一个孩子，以及一大堆发出馊味的椰子。他身穿满是碎花大汗衫，喜欢去正派人都不去的露天茶座喝啤酒。邻里四座大惊小怪，呼之为“圣人蛋”。想到这里我哈哈大笑，一遍假装跟哥哥对话，一遍把自己喝的烂醉，我是酒鬼中比较安静的一种，每次喝醉，我都觉得那些芳香的酒味会在我身体发酵，变成山茶、茉莉一类的事物。而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自己幻想的那么美好，只不过是个悲伤的胖子罢了。虽然喝醉了，但我拎起板凳回家的时候还是非常小心，尽量沿着一条直线移动。那些喝醉了酒在城市路灯下大呼小叫、满载而归的人一定不是我这样子的。尽管羡慕他们，我仍然觉得自己缺乏经验——要变成那样，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城市对我而言，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东西。也只有醉酒，能让我鼓起一点点勇气。三步之遥，路沿着石外的公路上方，就是呼啸而过的我不能应付的轻轨，而十步之遥，路对面，即使成群的拿着兵器的老人们。这是当地最常见的灾难性的场景。我无法接受轻轨，也不知道如何让看待这些乐观的老人。他们往往天不明起床，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兴致勃勃的冲进隔壁大学操场上练剑，决斗，吼吼哈哈，像在拍武侠片。给他们知道世界上有我这种避避就就的年轻人，一定会杀了我祭旗。有些怪异的老头子还喜欢把帽子别在腰里，一看到人，就转身，突然翻开冒顶，路出里面笑嘻嘻的头颅，吓得人心底发凉。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候，我就只有快速逃离。那时，我常常穿着荷兰足球队的队服，像一个跳动的橘子，更像夜里的一颗火星。毫无疑问，我是夜幕下最明显的闯入者，我觉得自己傻透了，也怕的要死。我得再这么仓皇地逃上10分钟，才能到达我住的地方。这地方虽然远离云贵和欧洲，却是典型的卡斯特地形，整个小区长满了钟乳石，冷冰冰，黑乎乎。望着它，我往往瞬间醉意全消。我总觉得这里除了我并无别的生灵。更没有适合结婚的漂亮姑娘。没有姑娘就没法结婚生子，没办法结婚生子就得继续恶心地活着，一想到这一残酷的事实，我就心如刀绞。

但我说过哥哥是个传奇的人物。他虽然下场不好，虽然也得到了摩丝，却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去自我了断。我妈妈的口头禅是：“血缘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彷佛是为了验证这句话，我哥哥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是他第二次试图进入我的生活。难道是神灵看到我的背叛和痛苦，派他——一个迷途知返的典型来救我于水火？那是个晚上，白天我在公司只编出了10条生日祝福短信，正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裁员，晚上他就敲我的门。我早已把他当成了生活中的“历史人物”，根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对此的惊讶，只要冷漠处之。他只有一个人，也一定坐了很远的车，却一点风尘仆仆的味道都没有，满头直发，带着黑框眼镜，穿着一身崭新的休闲装，脖子里还有时髦的纯白色围巾。我几乎要不认识他。他坐在我的床上，二话不说就和我聊起周星驰的电影，彷佛他离家出走八年、和我疏于交谈的十年之后又突然来找我的原因，只是为了和我聊聊周星驰的。我只好告诉他，我在一家短信公司做编辑，我的工作就是写祝福短信，色情短信，政治笑话，有时还要写一些招聘男女公关的启事，而我做这么多事情我的工钱还是几乎只够付房租，而我在写色情短信的时候，我觉得我曾经受过周星驰电影的启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是否能明白？”他果然听得几乎要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