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卖酱油，可以讨价还价。省里给我的指针也不多，也很紧张！”

孬舅：

“那就五个！”

韩：

“四个！”

孬舅：

“四个半！”

韩“嘿嘿”笑了：

“你呀你，四个半就四个半吧，半个为右倾分子，其实和右派一样，名称不一样罢了，谁还能把他当成人民内部，其实还是五个！”

孬舅领了四个半指针，兴高采烈回村。回来就开大会，发动群众，像以前鸣放一样，继续鸣放；无非以前是鸣放孬舅，这次是鸣放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曹小娥、沈姓小寡妇、白石头等。最后又加上一个猪蛋。本来没有猪蛋。猪蛋在上次鸣放时也没大的动作，只是随潮流提过几条意见。但孬舅说：

“把他加上，很难保证他在鸣放时没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就是没煽风点火，肚子里也对党不满。肚子里有，和说出来，其实是一样的，甚至比说出来的还坏，还阴暗。明枪好躲，暗箭难防。猪蛋比曹成、袁哨坏。当年我当支书，他拿着杀牛刀与我在街上追，抢这个位子。现在我坐了七年，虽说打发他到山上凉快，难保他肚子里不生蛆！”

于是，把猪蛋加上。动员会开过，开始白天黑夜开批判会。历数几个人的条条罪恶，要把我们重新推到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好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几个人加起来的罪恶，肯定比一个孬舅的罪恶大。群众倒了向，开始真心诚意地批判几个坏人。批判之后，开始落实四个半指针。曹成一个，袁哨一个，孬舅首先这么定。他们本来就是地主分子，现在再戴上一顶反攻倒算帽子，合情合理。何况作为地主分子，鸣放中也有言行，也猖狂反攻，你们不戴谁戴？但曹成、袁哨大叫委屈，说孬舅是老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他们在鸣放中说话最少，现在说话多的还没戴帽，怎么说话少的倒戴上了？孬舅说，谁让你们是地主分子呢？地主分子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鸣放是让群众鸣放，是让你们鸣放吗？你们夹在中间鸣放什么？你们鸣放一句，就顶群众鸣放十句、一百句，将你们的话放大一百倍，会上数你们说话最多，就该先戴帽子。曹成说：

“老孬，不能这样，历史发展到今天，不能你一得势，就把人往死里整。想当年我在县城当“选美办公室”主任时，是如何对待大家的？品肉，住宾馆，剃头，搔痒，捏脚，吹喇叭抬轿子，都想着大家。现在你一得势，如何对我这样？我当年是如何对待你的？”

孬舅不吃这一套：

“当年，当年你也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把我们当成劳工出卖，你里边就没有私心？背后就没吃回扣？我才不相信。你这个人，我认识得很清楚，表面忠厚老实相，其实心中藏奸；表面为了群众，心中打自己的小九九。你的女儿曹小娥，也不是什么东西，当初掉着屁股要给我摸大疱，鸣放一开始，见面连人也不理，不是右派是什么？这次你不当也行，让你女儿曹小娥当吧！”

曹成忙说：

“我当我当。她一个闺女家，如果一当这个，今后如何嫁人？”

曹成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时袁哨又提出：

“老孬，咱们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我的情况跟曹成不一样，不能和曹成一个待遇。”

孬舅：

“怎么不一样，鸣放时你不也很积极？”

袁哨：

“鸣放时我是说过几句错话，但我的阶级和曹成不一样。当年土改划成分时，就把我给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