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毕竟，蒋还是人———说到谁还是个人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譬如，一个妻说丈夫或丈夫说妻：“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落地后，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灾也有不同。外国人救灾是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不是罗斯福、邱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没有宗教教义（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和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又一区别。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当那里再无可以购买的话，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

（救灾之时），农民们仍在死亡之中，他们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区里、死在火车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内、死在荒芜的田野中。

中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灾的资料：

“得看这么多资料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或是为了向某个情人证明什么也好，我们都不，只要为我们好事。仁慈心的汤恩伯将军就在这时站了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人的样，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汤将军是好人。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白修德写：

，只能发乞讨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上，他的自信心难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邱吉尔面前，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委员长下达了救灾的命令。

所以，我只好引用这些资料。至于这些资料因为朋友的原因过多地现在我的文字里，请大家因为我暗委屈而能够原谅我。

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要购买粮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

“为了防止你信由缰和瞎编！”

本来，陕西省与河南省相毗邻，陕西的粮储存较为丰富，作为一个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免灾祸。然而，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历来政治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此外，还可以从湖北运送粮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战区司令长官不允许这样。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济工作的特。由于各地地方官员的行为恶劣，可怕的悲剧甚至一步恶化。

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救灾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资料。也许读者对我不厌其烦地引征资料已经厌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就必须这么，烦也没办法，烦也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写小说，这是朋友给我的任务与我日常任务的最大区别。我也不想引用资料，资料束缚得我毫无自由，如缚着绳索。但我的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捆资料。我当时有些发怵：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恶臭，只好抱歉地掏手绢捂住鼻，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摇篮的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上散发着呕吐来的污和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