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他儿说：“那怪他窝。要让我逃荒，我决不会那么逃！”

“老人家也不易，当年逃荒那个样！”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没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就差遭到他儿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岁，五十年前，也就二十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路上夜里睡觉，全家的包袱、细、盘缠、粮，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路。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但人贩将她领走，转手又倒买给窑，从此了五年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的军队战，隆隆炮声中，她逃院，逃回家乡，像郭有运老汉一样，她现在的家、儿、女儿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肮脏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邻里吵架时，被别的街坊娘们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的这段生活，突然又显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都觉得她这五年历史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纷纷来采访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情形，写一本“我的女生涯”的自传畅销书。从这题目看，畅销是必然的。众多写字的来采访，一开始使这个家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值得这些衣着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当儿

他儿：“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

这段话他儿翻得很完全。我听了以后也到是一个怪圈。我不明白的还有，现在不逃荒了，郭有运的新家有两层小楼，为什么还穿得这么破衣烂衫，仍像个逃荒的样呢？如果不是老人家节俭的习惯，就是现实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这个质幸福的家，看来神上并不愉快。这个家的家关系没有或永远没法理顺。我转过对他儿说：

我：“你去哪儿？”

他儿：“我本不去陕西！”

逃荒中家中受损失最重的一个。老婆、老娘、三个孩，全丢在了路上。五年后他从陕西回来，已是孤一人。现在的家，属于重起炉灶。但看麦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经营四十多年的新炉灶，证明他作为人的能力，还属上乘。因为那是我故乡乡村中目前还不常见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层小楼。但如果从他年龄过大而房很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不应算是他的能力，成绩应归功于坐在我们中间当翻译的留着分着“戈尔乔夫”像手表的四十岁的儿。他的儿一开始对我的到来并不迎，只是听说我与这个乡派所的副所长是光同学，才对我另相看。但听到我的到来与现实与现实中的他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为了让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还在风里云里飘，就又有些不耐烦。老人家的嘴漏风，呜里呜啦，翻译不耐烦，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况既生又零碎。我又一次会到，在活人中打捞历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运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况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给他娘治病，卖掉一个小女；为卖这个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单纯是卖女心疼，而是老婆与婆婆过去积怨甚，不愿为治婆婆的病卖掉自己的骨。卖了小女，娘的病也没治好，死在黄河边，埋（没有棺材）在一个土窑里。走到洛，大女患天，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车去潼关，儿没扒好，掉到火车下给轧死了。剩下老婆与他，来到陕西，给人拦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个人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麦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

我默然，一笑。他提的问题我解答不了。我想这是蒋委员长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刻原因。假如我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不闻不理不疼不我的委员长呢，还是找还能活命的东北关外呢？

我吃了一惊：“要让你逃，你怎么逃？”

我。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历史，我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谈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乔夫”发惊人论调：“命都顾不住了，还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好呢，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不也没人疼没人吗？”

“我逃荒为了啥？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我还逃荒什么？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