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片刻的兴奋与满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着，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流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射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着。

“好，我坦白，”戈珊终于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于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着后排。他被抽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著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象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