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几句上海话。这一类的差使总是落在他头上，张励还因此取笑过他，屡次说：“上司太太这样离不了你，你小心，上司要吃醋了。”

“上司倒不一定吃醋，”刘荃心里想：“同事倒吃醋了。”

这一天他看见那裁缝在那里，方才放下心来。裁缝送衣裳来，他那大白包袱里还包着些别的主顾的衣服，内中有一件织锦缎旗袍，被玉宝看中了，叫刘荃问他这衣料什么地方有得买。

那裁缝身材矮小，一张柿子脸，又是黄橙橙的横宽的“铜盆柿”？脸上永远是一种微带讽刺性的微笑，穿著一身旧绸衫裤，背剪着双手站在那里。“这种花样外面没有的，”他酸溜溜地微笑着说：“毛主席太太在杭州一家厂家定织了一件。一共两丈料子，剪剩下来还够做两件，这是此地一个银行经理太太买到了一件。”

刘荃觉得替他照翻不大妥当，但是玉宝一味追问，刘荃只得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说：“这话毫无根据。可能是个那主顾吹牛。”

玉宝却说：“听说北京她们是穿得非常讲究。应该的嘛──一天到晚有国际友人请客应酬，不然气派不够。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大家穿得好些也是应当的，上级应当起带头作用。”

她把那件旗袍摊了开来，仔细翻来覆去看着。“国际友人尤其赞成织锦缎，”她说。

这是件黑缎子上面织出小小的金色花瓶，隔得不远不近，八四平八稳一只只一寸来高的金瓶。空处穿插着一些金色云头，与短短的金色飘带，排列得很扳滞。但是就连刘荃这样外行的人看来，也觉得确是花样别致，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那裁缝的话大概是可信的。

裁缝早已把玉宝新做出来的那件花绸旗衫拣了出来，放在沙发上。

“好，好，你们都出去，我试衣服，”玉宝说。

她撵他们出去，那裁缝却先忙着把那件名贵的织锦缎袍子折叠起来，收到包袱里，把包袱一扎，提在手里匆匆地往外走。

“干吗带出去？这么一会儿工夫，搁在我屋里不放心呀？”玉宝生气地嚷了起来。

那裁缝也确是怕她要拿着穿一穿试试，他尴尬地苦笑着，喃喃地连声说“哪里哪里，”把一个柿子脸撮得像个柿饼似的，灰暗而有深的皱折。

刘荃乘她那一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黑色的背景上，小金瓶的图案…他常常想起它。

其实毛主席的爱人在杭州定织几件衣料，又算得了什么，究竟他们并没有像满清的皇帝制定一个“江南织造”的官衔，专司供应御用衣料。他们这并不算怎样豪奢的享受，不过他想到他们这一点享受是无数中国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不由得痛心。

玉宝积极准备着参加的那宴会，就在这两天内。在宴会的次日，玉宝又为了要出席一个会议，叫刘荃给她拟一篇演说稿。他拟好了给送上楼去，却老远就听见赖秀英的声音在玉宝的办公室里，两人一会率率索索，一会又大说大笑的，似乎亲热异常。刘荃非常诧异，因为一向知道这两个人是水火不兼容的。

“真没瞧见过…”

“还扭上去朗诵普希金…”

“──进『破鞋』！”

老区称荡妇为“破鞋”她们似乎是在议论着昨天宴会上的一个浪漫的女性。有了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无怪她们同仇敌忾起来，忽然谈得这样投机。

“真不要脸！你看见她对那苏联专家那神气？”周玉宝说：“净找着他闹！”

刘荃走了进去，玉宝就接过那篇演说稿来看。赖秀英还在旁边说：“她自己也灌了不少伏特加。”

刘荃一离开那间房，又听见赖秀英带笑高声说：“是他们社长说的：『我们的戈珊同志不会说俄文哪？──人家眼睛会说世界语！』”

“还他妈的怪得意的呢！”周玉宝说。

刘荃怔了一怔，心里想原来是说戈珊。“他们社长”总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了。

他虽然明知道戈珊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听见这些话，不免总觉得有点刺激，当天下午就借了个借口溜出去看她。

已经快到她上报馆的时候了，她还没有起床。

“酒醒了没有？”刘荃微笑着说，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也没喝多少。”她咳嗽得很厉害。“你消息倒灵通，怎么知道的？”

“那苏联专家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