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故事，就得有戏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就连P.G.Wodehouse那样的稽小说，也得把主人翁一步一步诱烦恼丛中，愈陷愈，然后再把他来。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所以没有一戏能够用快乐为题材。像《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与“闲情记趣”是本不便搬上舞台的，无怪话剧里的拍台拍凳自怨自艾的沈三白有失了真。

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我写小说，每一篇总是写到某一个地方便觉得不能写下去了。尤其使我痛苦的是最近的《年轻的时候》，刚刚吃力地越过了阻碍，正可以顺而下，放手写去，故事已经完了。这又是不由得我自己主的…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的吧？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

“要一奉十”不过是一理想，一标准。我们还是实际化一，谈谈写小说的甘苦吧。小说，如果想引人哭，非得先把自己引哭了。若能够痛痛快快哭一场，倒又好了，无奈我所写的悲哀往往是属于“如匪浣衣”的一。（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读者们所能领略的吧？那杂不洁的，壅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然而我最喜的还是申曲里的几句语：五更三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定乾坤…照例这是当朝宰相或是兵尚书所唱，接着他自思自想，提起“老夫”私生活里的问题。若是夫人所唱，便接着“老”的自叙。不论是“老夫”是“老”是“孤王”是“哀家”他们有同一的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定乾坤！”思之令人泪落。

州钟同济铺在粤东省城城隍庙左便旧仓巷开张自造家用箱衣包帽盒发客贵客光顾请认招牌为记主固不误光绪十五年

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来。我们不必把人我之间划上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自己也喜看张恨的小说，也喜听明皇的秘史。将自己归读者群中去，自然知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来，用不着扭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那不过是推诿。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故事的廓、风格、笔，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写这篇东西的动机本是发牢，中间还是兢兢业业的说了些玩话。一班文人何以甘心情愿守在“文字狱”里面呢？我想归究底还是因为文字的韵味。譬如说，我们家里有一只旧式的朱漆箱，在箱盖里面我发现这样的几行字，印成方块形：

我立在凳上，手撑着箱盖看了两遍，因为喜的缘故，把它抄了下来。还有麻油店的横额大匾“自造小磨麻油卫生麻酱白生酱提尖锡糖批发”虽然是近代的通俗文字，和我们也像是隔了一层，略有神秘。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吧。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吧。抛开二者的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诵的也不是“香艳情”的而是那温婉、伤，小市民德的情故事。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

低级趣味不得与情趣味混作一谈，可是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作者们到曲和寡的苦闷，有意的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甚，不把读者看在里，这就下了失败的。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又要利用他们那一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很快地就觉得了。

这日不容易过，可是你一味的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比较富裕的人也自到不快，因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