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什么好呢？有人大声发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一个大上受了伤的青年店伙被抬来了，卷上去，少微了血。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的注意集中。门外的人起先捶门捶不开，现在更理直气壮了，七嘴八嚷：“开门呀，有人受了伤在这里！开门！开门！”不怪里面不敢开，因为我们人太杂了，什么事都得。外面气得直骂“没人心。”到底里面开了门，大家一哄而，几个女太太和女佣木着脸不敢声，穿堂里的箱笼，过后是否短了几只，不得而知。飞机继续掷弹，可是渐渐远了。警报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膏。我们撞每一家吃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街上摆满了摊，卖胭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笔划的先后），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因为不赞成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我们尽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上，单为这一便觉得它很可，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里来的清，电灯光，街的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云，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特殊的战后神状态，一九二○年在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年”

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丽、红颧骨，喜气洋洋，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他有孩似的红脸，瓷蓝睛，伸来的圆下，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烟得像烟囱。尽说话，嘴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会落下来。烟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腔一念，便显得非常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历史的亲切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为国捐躯。即使是“光荣殉国”又怎样？他对于英国的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愿兵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我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围城中设施之糟与，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失修，堆积如山的，宁可看着它腐烂，不肯拿来，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委曲也是该当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睛什么呢？——“之不存，将焉附？”

我们得到了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的消息——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清晨四钟的难挨的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可以毁掉，钱转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泛泛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