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喜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蓝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是她办公室里省下来的，用过的分裁了去，所以一页页大小不等，读起来淅沥煞辣作脆响。）信里有一无聊的情趣，总像是夏的晴天。语气很平淡，可是用上许多惊叹号，几乎全用惊叹号来标，十年前是有那么一派的时髦文章的罢？还有，她老是写着“狠好，”“狠兴，”我同她辩驳过，她不承认她这里应当用“很”字。后来我问她：“那么，‘凶狠’的‘狠’字，姑姑怎么写呢？”她也写作“狠”我说：“那么那一个‘很’字要它什么呢？姑姑不能否认，是有这么一个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说：“现在没有人写‘狠好’了。一这样写，上把自己归了周瘦鹃他们那一代。”她果然从此改了。

人没有多少好——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有一次她说到我弟弟很可怜地站在她前：“一双大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吧达吧达”四个字用得真是好，表现一个无告的男孩沉重而地目夹着。

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她十块钱，她没有卖。每隔些时，她总把它拿来看看，这里比比，那里比比，总想把它派用场，结果又还是收了起来，青绿丝线穿着的一块宝石，冻疮到一个程度就有那样的淡紫红的半透明。襟上挂着个装饰品罢，衬着什么底都不好看。放在同样的颜上，倒是不错，可是看不见，等于没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较了，可是白的也显得脏相了。还是放在黑缎上面相宜——可是为那黑衣服的本着想，不放，又还要更好些。

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嘲笑，说：“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象一首词了！”

除非把它悬空宕着，个扇坠什么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的。反面就不中看；上的一个，位置又不对，在宝石的正中。

她今年过了年之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越是诸事不顺心，反倒胖了起来，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近来就是闷吃闷睡闷长。…好容易决定条，前天裁了一只，昨天又裁了一只，今天早上了一条，现在想去第二条。这条总有成功的一日罢？”

姑姑叹了气，说：“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