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斤于质上为亡人谋福利，也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因为受审判的灵魂在投生之前也许有无限制的耽延。从前有过一番争论，不能决定过渡时期的鬼魂是附墓上还是神主牌上。中国宗教的织造有许多散的线，有时候又给接上了。譬如说，定命论与"善有善报"之说似乎是冲突的，但是后来加了最后一分钟的补救，两者就没有什么不调和了。命中无的老人，积德的结果，姨太太给他添了双胞胎；奄奄一息的人，寿命给延长了十年二十年，不通的学童考试及格…好死与横死

既然没有一定，司的行政可以由得我们加以猜度解释。所以中国的因果报应之说是无懈可击的，很容易证明它的存在，绝对不能证明它不存在。

为自己定棺材，动机倒不见得是自我恋而是合实际的远虑。农业社会中的居民储藏一切的生活必需品，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国的富人常被形容为"米烂陈仓"。在过去，在一个较有余裕的时代，寿衣寿材都是家常必备的东西，总归有一天用得着的。

为什么对棺材这么兴趣死后既可另行投胎，可见灵魂之于是有独立的，躯壳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中国神学与埃及神学不同，不那么注意尸首。然而为什么这样地重视棺材呢？不论有多大的麻烦与费，死在他乡的人，灵柩必须千里迢迢运回来葬在祖墓上。中国的棺材，质地越好越沉重。制棺材的本意是要四人至六十四或更多的人来扛抬的，因此停灵的房屋如果失了火，当前的问题十分尴尬痛苦，死者的家属只有一个救急的办法，临时在地上挖个，将棺材掩埋妥当，然后再逃命。普遍的墓地力求其温燥，假如发现墓里，有风，蚂蚁，孙心里是万万过不去的。于是风之学滋长加繁，专门研究祖墓的情形与环境对于孙运命的影响。

对于父母遗过度的关切，唯一的解释是：在中国，为人的情有着反常的发展。中国人传统上虚拟的孝心是一伟大的，吞没一切的情；既然它是唯一合法的情，它的畸形发达是与他方面的冲淡平静完全失去了比例的。模范儿以人者烈的牺牲方式，割煨汤喂给生病的父母吃。这一类的行为，普通只有疯狂地恋着的人才得。由此类推，他们对于父母死后的安全舒适，关心到神经过的程度，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中国人说一个人死了，就说他"仙逝"，或是"西逝"（到印度、释迦牟尼的原籍），又称棺材为"寿"。加上了这样轻描淡写愉快的涂饰，普通的病死比较容易被接受了，可是凶死还是被认为可怕的。不得好死的人没有超生的机会，非要等到另有人遇到同样的不幸，来他的替。于是急于投生的鬼不择手段诱人自杀。有谁心境不佳，鬼便发现了他的可能。如果它当初是吊死的，它就在他前挂下个

拘捕与审判的法律手续也不是永远照办的。有许多案件，某人损害某人，因而致死，法或许把一切仪式全罢免，让被害者亲自去捉拿犯人。鬼魂附之后，犯人就用死者的声音说话，暴他自己的秘密，然后自杀。比这更为直截痛快的办法是天雷打，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案件。雷神将罪名书写在犯人烧焦的背脊上。"雷文"的标本曾经被收集成为一本书，刊行于世。

中国的幽冥，极其明白，没有什么神秘。间的法度与中国文明后期的法度完全相同。就因为它以人为基本，司也有错事的时候。亡魂去地狱之前每每要经过当地城隍庙的预审。城隍庙是曹的地方法院，城隍往往由死去的大员充任（像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红楼圆梦》里就了城隍），而他们是有受贿的可能的。地狱的最法院虽然比较公，常常查错了帐簿，一个人寿未满便被拘了来。费了许多周折，查错误之后，他不得不"借尸还魂"，因为原来的尸首已经不可收拾了。

中国人对于各不同的死有各不同的看法。讣闻里的典型词句描摹了最理想的结束："寿终正寝"。死因纯粹是岁数关系，而且死在正房里，可见他是一家之主，有人照应，有人举哀。中国人虽然考究怎样死，有些地方却又很随便，棺材上刻着生动丽的"吕布戏貂婵"，大丧的音乐队打着"苏三不要哭"。

犯了罪受罚，也许是在地狱里，也许在来生，也许就在今生——不孝的儿自己的儿也不孝，鞭打丫的太太，背上生了溃烂的肤病。有时候这样的报应在人间与间同时发生。有人到地狱里去参观，看见他认识的一个太太被鞭打，以为她一定是死了；还之后发现她仍然活着，只是背上生了疮。

所共有，但在哪里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设想得清晰，着实。上有青记的小孩，当初一定是踌躇着不敢往下，被鬼卒一脚踢下来的。母亲把小孩摆着，拍着，责问："你这样地不愿意来么？"法律上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