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桐突然小声说了一句：“误人子弟…”

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都把目光投向郑桐，从他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人出口不逊表示出一种无声的愤怒。

郑桐若无其事地对蒋碧云说：“走吧，这儿的空气令人窒息。”

两人刚走出几步，后面那位老师说话了：“那位先生，请留步。”

郑桐和蒋碧云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这位先生，请您对刚才的语言做出解释，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冒犯了您，使您做出如此粗鲁的反应。”

郑桐扶扶眼镜：“您真想知道？”

“当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请原谅我的出口不逊，对不起，不过您刚才对您的学生讲到对马拉的评价使我很不入耳，坦率地说，您在误人子弟。”

“哦，愿闻其详。”

“您凭什么认为马拉是个英雄？我看他不过是个嗜血者，除了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所爱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马拉是个刽子手。说到英雄，我认为恰恰应该是剌杀马拉的人，夏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个女大学生说：“先生，我对法国大革命不太了解，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戳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就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做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又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献上祭坛的羔羊呢？”

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的整个欧洲民主化进程？”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上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象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孔之见。”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文革初期时您已经当教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