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桐走进窑洞说：“跃民，昨天是你做的饭吧？粮食没了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钟跃民一拍脑门：“粮食没啦？哎哟，我想起来了，我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一点儿都没剩下？还能凑合一顿么？”

郑桐没好气地：“连他妈一点儿渣儿都没剩下。”

曹刚恍然大悟：“我操，我说你小子连输了三个窝头怎么一点儿不着急？闹了半天是蒙我呢？”

钟跃民连忙解释：“谁蒙你谁是孙子，我还真给忘了。”

郑桐笑道：“你小子不是要带队要饭吗？走吧，跟村里老乡借几件破棉袄穿上，一人再弄一根打狗棍，要饭归要饭，这身行头可不能含糊。”

钟跃民搔搔头皮：“就算去要饭也得明天去呀，今天怎么过？还一顿晚饭呢，嗯？这味儿真香，谁家做饭呢？”

曹刚说：“那三个女生呗。”

在知青点的伙房里，蒋碧云刚打开热气腾腾的蒸锅，钟跃民闲逛般溜进来搭讪道：“嗬，真香啊，做什么呢？”

蒋碧云眼皮都没抬：“还能做什么？窝头呗。”

钟跃民腆着脸道：“能尝尝么？”

“不能。”

“别那么小气，好歹都是北京海淀的，又是坐一趟火车来的，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看我这眼泪都快流下来啦…”

“少套磁，有事儿说事儿。”蒋碧云干脆地回答。

钟跃民不屈不挠地说：“得，不说老乡，咱们总算是邻居吧？两个宿舍挨着，中间不就隔着一堵墙么？《红灯记》里李奶奶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拆了墙咱就是一家人了，铁梅那句话说得更绝，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不拆墙咱也是一家子…”

“钟跃民，你油嘴滑舌说了半天，就是想蹭饭吧？”

“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只是想借点儿粮食，你看，一个是蹭，一个是借，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钟跃民嘟囔着。

蒋碧云直截了当地拒绝：“不借。”

“要不，算是高利贷吧，借一斤还两斤，怎么样？”

“我不稀罕。”

钟跃民想发作又忍住，悻悻地走了。蒋碧云望着钟跃民的背影，脸上充满了轻蔑的表情。

村支书常贵正坐在自家炕桌前吃饭，桌上摆着几个窝头，他和老婆孩子每人都端着一个大碗在呼噜呼噜地喝着野菜糊糊。

钟跃民在外面喊：“常支书在家吗？”

常贵紧张地小声说：“快收起来。”

婆姨飞快地把剩饭收走，常贵这才披着老羊皮袄走出门：“是跃民呀，窑里坐。”

钟跃民走进窑洞，常贵按照村里的习惯用语寒喧道：“吃了么？”

“没有，常支书，你吃了么？”

常贵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吃啥么？我家断顿啦。”

钟跃民似乎没有料到，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他仔细地审视着常贵，常贵也若无其事地眯起小眼睛和钟跃民对视。

钟跃民忽然笑了：“既是这样，那我就什么也别说啦，常支书，明天我们去讨饭，村里还有谁一起去？”

常贵蹲在炕前，装满一烟锅烟叶点上火说：“把老弱病残都带上，这是规矩。”

钟跃民用哀求的口吻说：“常支书，我们今天就有点儿过不去了，村里能先借我们点儿粮食么？让我们把今天先过去。”

常贵不为所动：“哪还有粮食？咱村的人饿上一两天是常事，这不算啥，习惯了就好啦。”

钟跃民只好站起来告辞，他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支书，咱村没来过日本鬼子吧？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没过黄河嘛，咱村到哪儿学的这套坚壁清野的功夫？”

常贵装糊涂：“你这娃说啥？”

“没说啥，支书，你歇着，我走了。”

钟跃民没想到粮荒来得这样快，也没想到一旦粮食没了，后果会如此严重。自从中午发现口粮已经用光，一直到晚上睡觉，男知青们四处借粮，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大伙生生饿了两顿饭。钟跃民明白，这里的农民已经是被饿怕了，他们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要，你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粮好开口。再说有些农民家里肯定也是早已断顿了，既然钟跃民曾经大包大揽地答应过支书，要带队去讨饭，那村民们就老老实实地等着。钟跃民以前一直认为凡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却没想到现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是想偷都没地方偷去。傍晚时候，钟跃民和郑桐走了十几里地，到相邻的许家围子去偷鸡，谁知在贫困地区鸡比凤凰还金贵，家家都看得很紧，他们一进村就被村民们盯住，走到哪儿都有人监视，根本没机会下手，再溜达一会儿，就发现许多村民手里都拿着扁担镰刀之类的家伙望着他们，钟跃民知道今天偷鸡是没戏了，闹不好再让人家暴打一顿，他们便识趣地打道回府了。谁知走到半路上两人就没劲了，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回村。

在知青点的男宿舍里，男知青们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跃民，我浑身没劲，头也有点儿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