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不给组织上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是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了，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们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却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一百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象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份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的开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倒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呆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拣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