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毛主席说，埋葬帝修反的重任要靠我们这一代去完成，我们天天盼着能早一天长大成人，去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重任，现在可好，花儿还没开呢，却快旱死了，革命

事业后继无人了。”钟跃民补充道。

王主任一脸不耐烦地说：“到底是走资派子女，嘴儿都挺能说，告诉你们，这是规定，被隔离审查人员在审查期间本人和家属一律发生活费，十五元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多一分也不行。”

钟跃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操，我算看出来了，把我们饿死，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之一…”

王主任一瞪眼∶”钟跃民，你说什么呢？你敢再说一遍？你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郑桐连忙打岔：“王主任，您还管不管你们家老三了？他老欺负我。”

王主任不是个思维清晰的人，他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这次又上了郑桐的当：“是吗？我们老三怎么欺负你了？”

郑桐一脸委屈地说：“上次在院门口，他拦住我，说要找个地方和我单练，我说老三你这就不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和你打，你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组织上解决，打架斗殴是不对的，老三，你爸爸好歹也是个17级的科长，凑凑乎乎的也算是个革命干部吧？你身为干部子弟，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志起点模范带头作用呢？王主任，您说，我这话没什么错吧？可你们家老三二话没说就给我一个嘴巴，抽得我两个眼睛里冒出了很多小星星，金灿灿的，我感到天旋地转…”

王主任的三儿子王跃进是个弱智的孩子，偏偏郑桐和袁军是见着人就搂不住火，王老三没少受他们的欺负，现在郑桐居然倒打一耙。

王主任有些疑惑：“我家老三？不会吧？他是个老实孩子，净受别人欺负，他没这个胆子欺负人呀？”

袁军说：“这您就不知道了，我在我爸面前也装得老实着呢，一出了门就不是我了，您家老三也这样。”

王主任哼了一声：“好吧，回去我问问他，如果属实，我会管教他的，要是你小子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郑桐道：“算了吧，您问也是白问，这年头谁干了坏事还认帐呀？袁军上次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撒尿，让人家管理员把老二都攥住了，这孙子还一口咬定没尿呢。”

袁军不爱听了：“去你大爷的，你丫才在舞台上撒尿呢。”

王主任喝道：“都给我住嘴，耍什么贫嘴？看你们一个个这二流子样儿，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探视了，钟跃民，你父亲在五号房间，袁军、郑桐，你们的父亲在八号房间。”

钟跃民、袁军、郑桐走进长长的走廊，他们辩认着房间的号码。

钟跃民悄悄问郑桐：“王老三真抽你来着？”

郑桐嘴一撇：“抽我？还反了他啦？是我给丫一嘴巴，哟，八号，我们进去了。”

郑桐和袁军走进八号房，钟跃民推开五号的房门走进去。

钟跃民的父亲钟山岳当年参加红军队伍之前是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好舞文弄墨，经常在小报上发表些小块文章和评论，他是鲁迅先生的忠实崇拜者和捍卫者，若是有人在报刊上和鲁迅过不去，钟山岳马上口诛笔伐，和对方展开论战。有个笔名叫”绿野”的家伙，在报刊上经常和钟山岳叫劲，钟山岳说鲁迅的文章好，绿野就准跳出来大肆诋毁，两人便你来我往的展开论战，一开始双方还象个绅士，辨论的的内容还只局限于文艺方面。后来就不行了，言词越来越锋利，最后发展到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互相谩骂的地步。钟山岳年轻气盛，又多看了几本法国小说，于是按照西方贵族传统给绿野写了封信，要求找个地方进行决斗，绿野自然不甘示弱，欣然应战。双方各自带了证人在郊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见了面，钟山岳在衣袖里揣着根铁棍，他发现对方的兵器很阴毒，看着似乎是根文明棍，其实是根”二人夺”一旦拉掉鞘，就变成一把锋利的剑。钟山岳心知肚明，在决斗中根本不给对方拉掉剑鞘的机会，他贴身上去，以短制长，一铁棒将对方打成严重脑震荡。他自知惹下大祸，警察局饶不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夜逃出长沙，到湘西投了贺龙。这是1935年的事。

钟山岳到了辽沈战役时已经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中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了，部队马上要打锦州的时候，他认识了东野总部的宣传干事姚萍，当时姚萍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东野各纵队中师团级干部里有一半都是光棍，大家都知道总部有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光棍们有事没事就往总部跑，和姚萍搭不上话，就是看一眼也好，那眼神都跟狼盯着羊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