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在过去的一周里哭过多少次了。

哲，一定是你听到了昨夜我在车上遇险时因为绝望而轻轻地对你的呼唤吧。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又在哪里？跟我一样还在路上颠簸？或者已经到你父母的家了？一路上开车可顺利？请一定也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正当我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时，手机响了，这次是医院打来的，我接了。听到负责给我输液的那个小护士着急的声音，说我必须马上回去，医生已经批评了她私自让我出去的行为。“求求你大小姐，赶快回来哦！”她加重语气。

一下子又跌回到现实里。

我只好说好的，会马上回去的。

今天是哲离开我的第八天，我在笔记本上这样记道。

这天一早警车来把我接到警局，按程序一一地做，拍照，填表，单独笔录，最后跟嫌犯对质。做最后那一项时我很紧张，但那个和蔼的警察老杨安抚了我，最后硬着头皮对质了一遍，那一夜噩梦般的经历也不得不随之重温一遍。那把当时被我用做防身武器的铁扳手被装在一只塑料袋里，我不敢去看；而头上包着纱布的犯人我也不愿看，这样一个身材短小如侏儒的人的内心究竟藏着怎样的残暴啊。

——而我却战胜了他！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了在自己体内蕴藏着的那一股从未发现过的力量，而这一事件或许就像冰山一角揭示了一个潜在的全新的我。

我振作精神，一一回答问题。狗就坐在我旁边，因为它也在此案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当嫌犯提到在我拿扳手击打他头部时，听到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好像说“打他的头部”我立刻否认了。

“我没有听到。”我说。

“究竟有没有第三者，一个男人，在现场？”警察问我。

“没有。”我想我说的是实话，父亲的灵魂并不能说成是“一个男人”

警察又用同样的话问嫌犯，他还算诚实，说的确是没有那样一个男人。不过他说他被我打了一下后就晕过去了，后面的事就不清楚了。

整个过程进行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快。最后他们通知我几个月后将在嫌犯曾犯下几桩重罪的东北某地开庭审判，需要我到时作为证人参加。

“好的。”我简单地说。然后吐出一口长气，如释重负。警察们虽然对我和蔼近人，但警局就如同医院，能不去就不要去。

我以为一切都完事了，想不到离开警局前还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在答应不拍照与不透露我的真实姓名后，我带着我的狗走进会场。

记者们似乎很喜欢我与我的狗，一个从上海来的年轻女人，加上一条戴着淡绿色塑料防咬圈的狗，媒体还能找到什么比这更甜蜜的故事主人呢？他们的提问也友善，大致问些当时的情形，还有我怎么会有那样的勇气之类。最后一个长相机灵的女记者问道：“听说你从上海路过重庆是有重大原因的，你是要去找一个与你命运紧密相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