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

我到的第一天就头痛得吃不下东西，第二天虽然有所好转，但我在哲的父母家依旧度日如年。那个厕所真是恐怖到极点，简直是倒退到原始社会，不敢想象我那英俊得体、受过高端教育的男朋友从小是用着这样的厕所长大的，我在那两天几乎不吃不喝是为了不想上那个厕所。

哲几乎寸步不离我左右，做翻译、导游、车夫，更主要的还是公关，随时润滑我与他父母的关系。我记得就在第二天，他父母就把那个叫益西卓玛的姑娘叫到了家里来。他们一直希望哲能够娶她，即使他们已明明知道哲跟我在一起已几年了。

这位叫益西卓玛的姑娘从小与哲一起上学、玩耍，一起长大，一直都是哲在当地最好的朋友，只是最后哲考上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得以走出大山离开这块偏僻而贫瘠的土地，而她则继续留在村子里，据说在当地的小学里做教师。

益西卓玛只呆了一会儿就走了，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但她被长久地日晒风吹的脸上那种野性的活泼的神情却给我留下了独特的印象，虽然我早已不记得她的五官长得什么样了。

总之是个可爱的姑娘，我猜任何一个被城市的冷漠与复杂折磨得疲倦不堪的男人，都会轻易地喜欢上她的。

到了第三天，我终于要求离开哲父母的家。哲夹在我与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先送我到丹巴县城找一间最好的宾馆住下，然后他返回父母家又多住了两天。

离开哲父母家的那一刻，哲的母亲送给我一条藏式围巾，是她自己在织布机上织出来的，平时她也会拿着这些手工制品去县城里卖。我当时礼貌地收下了，但回到上海后就放进了贮物箱的箱底从来就没动过它。我知道哲已注意到了我跟他家庭之间的别扭，但他从来没有挑破过，我也就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既然我们谁也不去说它，那么一切也就是光滑而正常的。

只是跟我一起从川西回到上海后不久，哲就花钱托人给他父母的家来了个彻底的整修，基本上就是把原来的房子推倒，在原地上重新起了一座三层的坚固而舒适的楼房。听说里面的浴室特别讲究，地上铺了大理石，浴缸与马桶还是从德国进口的。房子造好的当天，吸引了当地很多人甚至是县政府的某些官员来参观（哲与当地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还有不少记者来拍照，——在上海出了名的哲一直是当地的骄傲。

之后，哲只是轻描淡写地跟我提了提这事。我也只简单地评价了两个字：很好。我们依旧各自忙碌，很快也就忘了这两千公里以外的山区里的这档子事。

我突然意识到，此时想起哲的父母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从前惯有的那种生疏感，相反，我有说不出的亲近。也许，哲的不告而别，还有我带着一条狗千里迢迢地朝他父母家的方向追赶他，这些在无形中已拉近了我与哲的父母的心理距离。我不再是那个娇气的上海公主。在这样执拗地要唤回爱人的心的同时，我又怎能对生养了他的那一对山区老人继续感到生疏或冷漠呢？

带着露风禅出了酒店，按总台工作人员的指点，在不远处找到了一家ATM机，顺利地用两张不同银行的取款卡拿到了一叠厚厚的现金，数了数后小心地放入手袋，然后紧紧地攥着袋口，与狗跑回酒店。

刚进大堂，一眼就看到了昨天认识的那个男孩李方。他穿得干干净净，脸上还是那种害羞与紧张的表情。

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早上好李方，你看起来不错！要不要先一起吃个早饭？”

“魏姐，”他微红着脸，从一个黑色双肩包里取出一包用干净纸裹着的东西，递到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