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舍生取义”我是这么看的：生命无比重要，如果要取的“义”不是足够大，我绝不会拿生命开玩笑。嗟来之要吃，救济粮也要吃，仅仅是因为别人的一不尊敬就不活了，我看那不是气节，而是脑袋了。

们来天朝投资，而那最初的气节，已然草凋谢，渺渺无踪。

对气节最极端的解释就是“舍生取义”它有个著名的代表人：岳飞。众所周知，他死前曾经有跑路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最后和儿女婿一起被扒了，对这我一直不能理解。电影《戒》里有一段话，是批评释迦牟尼的，说你抛妻弃去修行，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但你连自己妻儿的幸福都不顾，我怎么相信你？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岳飞：你说你要拯救敌占区的人民，但为什么连自己儿和女婿的命都不放在心上？同例还可以参照电影《国者》，那里面的梅尔吉布逊很国，但显然更自己的儿，儿第一，自己第二，国家第三，这看起来很自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尊敬这洋鬼的自私，以及他的没气节。

国《独立宣言》讲天赋人权，第一个就是生命权，这大概是国大兵怕死的主要原因。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列举了十九条自然律，第一个也是生命权，说它是最等级的权利，任何理由都不能侵犯，所以很多国家相继废除了死刑。这么一对比，我就觉得有些报纸上的宣传很不对劲，一有烈女楼，大家就纷纷喝采，大赞“死得好”似乎没想到这关乎人类最至无上的权利。还有一些号随可见：学习某某好榜样，时刻准备着为某某东西献。仔细想想，这几乎就是在提倡自杀———和平年代，你老想着献算什么意思？所以哈耶克说：“思想被国有化后，德中的大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我觉得有一东西肯定会留下来，那就是：气节。

脖们在脑袋被砸之前有两选择：要么鸣而死，要么默而生。如果我是那个当官的，我会这么：大事肯定要说一说，至于皇上喜哪个姑娘，他什么时候要去打狍，我就随他的便。另外说话也要讲究个方式，有一些人脑袋被砸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说话太冲，关龙逄诅咒商纣王，结果被炮烙；叶向讽刺明神宗，说“你这么多年不肯见朝臣，真是招”明神宗着鸦片懒得理他，算是叶向命大。这些话都有更好听的说法“你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你20天的娘”改成“我提几意见”可能更有效，而且前半句完全可以省略。当然，皇权时代很多事情不由己，但天下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我说了你不听，那就去休，骂人什么？何况现在皇上也被打倒了。

晋代的殷洪乔算是另一个有气节的人，他去南昌当市长，邻居朋友们托他带一些书信，走到南京了，殷先生的气节突然发作，把信全丢到扬江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为人作致书邮！”这人可以跟我朋友周玉军的译著《邮差弗雷德》对比一下，也算东西文化的差异。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不想送这封信，你当初可以不收；既然收了，你就要负这个责任，有气节不是坏事，但有了气节就不负责任，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坏事。

人权于主权，这应该是普遍共识。也就是说社会公共德必须尊重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边沁1768年在津大学演讲，说德应该为它的每个遵循者带来好或幸福，否则就不必遵守，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计算外，其余一切都是“夸张作的废话”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就是我们一直批判的“利己主义”也是没气节的一表现——不捍卫国家利益，只想你自己的小日，那算什么气节？但我觉得过自己的小日没什么不好的，如果建立国家就是想让我过不好日，那国家不要也罢。

廉者、朱自清和岳飞的死，应该算是自杀，据王艮的论证，这么死层次最低，他这样评价商代的三位名臣：微之去，知几保，上也；箕之为，庶几免于死，故次之；比执死谏以自决，故又次之。这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明白人之一，他这番话的焦就是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