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县委常委领导都到了场。乡里是几位书记和乡长，其中两位过去到市里找杨登科办过事，彼此认识。带队的是一位分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属于常委里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杨登科，他们是受两位老板之托，特意来给杨母祝寿的。县里的两位老板当然就是书记县长了。喊书记县长太生硬，喊老板显得既亲密又实在。

县里领导也这么捧场，杨登科自然也觉得风光无限。就有几分陶醉，自己一个副科级干部，何德何能，母亲生日竟然将县里和乡里的核心领导都惊动了。旋即杨登科就明白过来，他们一定是知道董志良就要进市委常委了，见自己跟董志良关系非同一般，提前在自己身上投资，今后想要投靠董志良了，也好有一条内线可以利用。这些人都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了，见的世面大，深知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佛脚是抱不住的。

这么一想，杨登科接他们递上的红包时，就理直气壮多了。

父老乡亲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杨登科心里这些想法，只知道杨登科出息大了，给他们也挣了面子。是呀，一个偏僻的乡村，一位老人做生日，村前公路上长龙般齐整整停了十七八辆小轿车，市县乡有关领导都到了场，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大家一边对这一溜照得见人影的小车指指点点着，一边打心眼里敬佩起杨登科来，还讨论起了杨登科的官位。他们对当今那三六九等的官级不甚了了，有人说看这阵势，杨登科的官跟县长县委书记应该是一个级别了。其他人不同意，县里领导都来了，没来成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托了话，杨登科的官也许在县长县委书记之上呢。年级大的人还借题发挥，教育在场的晚辈，做人就要做杨登科这样的人，做了官连父母和地方上的人都跟着沾了大光。

县委常委和乡里领导给母亲行过礼，被安置好之后，杨登科又连忙跑到后堂去跟老村长一起登记他们递的红包。县里两个红包，一个是以县委政府名义送的，一万元整；一个是包括书记县长在内的九个常委领导的，共九千，也就是说人平一千。乡里公家和私人的加在一起也上了三千。将前面市县农业系统的三万加在一起，已过了五万。

望着这厚厚几叠钞票，杨登科眼里都要冒绿火了。他只是一个小小副科，给母亲办一回酒，光市县乡三拨人马的礼金就上了五万，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办一回酒，岂不要数十万上百万地进？怪不得手中有权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办酒，乔迁要办，生日要办，娶儿媳嫁闺女要办，儿孙出生和周岁要办，死爹死妈更要办，原来办酒的奥妙就在这里。

对此有人说是腐败之风，有人说是人情世故，各有各的理由，政府也不好硬性规定不准办酒。有意思的是前不久市纪检会作出庄严而神圣的决定，定期给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发送反腐倡廉短讯，杨登科提拔副科以来，已荣幸地收到好几条了，其中一条说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要能做到四不：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杨登科当时就笑起来，心想如今的人都放聪明了，对上面的精神尤善于正话反用，这不恰好提醒了大家，用权用计，过节失节，进步进钱，生日生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趁在台上好好用足自己手中的资源，加大力度加强“四项建设”以后下了台，那就再没机会了。

这是闲话，不说也罢。还是说这天的老村长，他算是大开了眼界，这辈子他恐怕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对杨登科不免又敬佩又羡慕，说：“看来还是要做官啊！登科你一做官，回来给母亲做回寿，一下子就收了这么多钱，我们当农民的，在田里土里刨上几辈子也别想刨这么多钱出来。自古说升官发财，不升官，哪来的财可发？”

杨登科无言以对。半天才笑笑，说：“老村长，这些钱我可是不能往自己袋里一塞就完了的，我的官还太小，只有官做大了，肚大量大了，才吞得进，咽得下。”

老村长不懂了，说：“你不吞进去，咽下去，难道给人家退回去不成？乡下是不兴退礼的哟。”杨登科说：“当然不是硬邦邦退回去，我有我的办法。”随即叫过聂小菊，吩咐她拿二十个空红包出来，每个里面装上两千元，领导们上车前再给他们。

老村长望望杨登科，一脸的迷惑，说：“你这不是没赚什么钱了？”杨登科说：“老村长，我这次回来给母亲做寿，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的。”

老村长似乎懂了杨登科的意思，觉得他不是一般角色，翘了大拇指夸奖道：“看得出来，登科你是个干大事的人才，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出息。”

午时即至，三声震天动地的铁炮响过，欢快的鼓乐声一齐奏响，正式开席了。杨登科在老村长的陪同下，代表母亲，带着老婆孩子，一桌一桌去敬酒。先敬市县乡来的客人，再敬父老乡亲。酒宴随之进入高潮，一派喜气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