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月22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外界是绝缘的。所以才导致他12月21日晚懵懵懂懂跑到康局长家里去贺生，竟然触到了康局长的敏感处。想想也是的，康局长已经生到了新社会，自己还要让他生回到旧社会，自己是什么居心？是有意要他进入不了此次省委组织部的视线范围？

听老郭说出此中原委，杨登科不觉出了一身猛汗。他本以为拿钱可买一切，才把东拼西挪聚拢来的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不想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公案。却也觉得康局长退钱回来，并大发雷霆，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怪只怪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候，以一个错误的借口，错误地把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

杨登科后悔不已，望着天花板，说：“惹恼了康局长，看来我在农业局再也没有立身之地了。”老郭说：“这事要说也怪不得你，不知者无罪嘛。”杨登科说：“康局长不是你老郭，恐怕不会这么想。”老郭说：“你别管他怎么想，也犯不着这样消沉。”杨登科说：“有什么办法呢，命该如此啊。”老郭说：“你也相信起命来了？命这个东西可是说不清的。”

感叹了一阵，老郭准备走了，说：“还是我陪你到康局长家里去一趟吧？”杨登科说：“还去给他送钱？”老郭说：“我可没说要陪你去送钱。给领导送钱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人在旁边陪着，还不吓着领导？谁这么去送过钱？”杨登科说：“那不去送钱，又跑到康局长家里去做些什么呢？”

老郭摇摇头，说：“登科，我看你满脑子只有一个钱字。你是不是除了这个钱字，别的字都不认得？就为了认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钱字，你也用不着到电大去脱产学习两年哪。”

说得杨登科不好意思地讪笑起来，说：“钱字虽然简单，要真正把它学通学透，我看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老郭苦口婆心道：“但光学钱字，别的都不学点，这辈子我看你也不可能有多大出息。跟你说吧，有时候钱办不到的事情，偏偏别的东西还能办到。你就不可以打开思路，想点别的窍门？要知道，领导除了需要钱之外，也许还需要些别的什么。”

杨登科在老郭的话里听出了些意思，说：“那领导还需要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