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匠说日本鬼并没有把县城包围起来，可能是兵力不够，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和北门，其他两城门有日本兵监视不让人，一见有人来就开枪打，堵住不让城里的人突围。再说了，一城老百姓即便想突围也不来，只好在城里死守抗。他是夜里从城墙上爬来的。卫师爷沉不语，脸沉。我想象着日本鬼破城之后的情景不寒而栗，心也像被一只看不见的辣手攫住，呼都有些困难。

祸害妇女，武也好，打仗也狠得很，不怕死，这一回李冬青可能凶多吉少了：“唉，死在战场也好，好赖也算是忠报国了，要是让你们杀了不明不白的就太窝了。”李冬青他妈这话听着不是好味，却又无法反驳，像是被人往嘴里了一只死苍蝇，恶心却又吐不来。

伙计们静悄悄的，俗话说以稀为贵，聚齐也是这样，正因为我们很少聚齐，所以聚齐一次大家都非常重视。不像现如今天天开会开来开去把人都开疲了、开油了，谁也不把开会当回事，甚至把开会当成收税纳捐，台上讲得天坠沫横飞，台下的人该吗吗，谁也不把台上讲的话当人话认真听。我们十年九不遇地聚齐一回，聚齐商议的事情必然是关系到伙里伙计们家命的重大事情，所以伙计们对于聚齐态度非常认真，神情也非常郑重，没有人敢随便说笑打闹或者窃窃私语谈论别的事情。主动当起了聚齐的主持人：“今儿个聚齐有大事急事商议呢，都不准言话，听掌柜的发话。”

卫师爷问他：“李冬青他们还有没有援军？”

胡小个说：“李冬青迟早也得打，现在先打日本鬼。”

我问他：“那你咋来的？”

心里明明知谁败了，我却还是怀了一线希望问他：“谁败了？是日本鬼还是我们的人？”

卫师爷满面焦躁地问我：“咋办呢？不？”

“打谁？日本鬼还是李冬青？”问胡小个。

前说有大事急事商议，接下来又声明都不准言话，听掌柜的发话，看起来矛盾，其实也是实情。这聚齐说是商议重大事情，不如说由掌柜的向大家伙宣布伙里的重大决定。最多也就是听听伙计们对伙里的重大决定有没有更好的建议意见，最终的决定还是由掌柜的一个人作。当然，不是谁决定的，只要聚齐过商议过，便要算大家伙的共同意志，谁也不能违背聚齐确定的决定。谁要是违背了聚齐后作的决定，谁就大逆不，要受到惩罚。可是今天不同，因为今天要商议的事情到底该怎么办，我自己也没想好，自己都没想好的事情也就没办法向大家宣布决定，所以今天的聚齐倒真的有了请大家讨论并作最后决定的意思。我对大伙说：“今天城里传来了可靠消息。”我没有暴消息的来源，陈铁匠也没有参加伙里的聚齐，他报告完消息就匆匆忙忙回县城去了，说是要随时掌握情况，另外家里老婆孩还都在城里他也不放心。我不能在伙计们面前暴陈铁匠的份，作为我们的耳目，我们有责任采

聚齐的命令传达下去之后，除了站岗放哨和在山下驻守的人以外，所有伙计很快都站在了窑前面的空场上，这还是我们恢复狗娃山之后第一次聚齐。那个时候的人本没有什么民主意识，几乎一切都是掌柜的说了算，即便聚齐也都是听掌柜的训话，对掌柜的决策举手表示同意、支持、决照办等等意思。我们极少聚齐，甚至几年也聚不了一次，就是因为什么事情都由掌柜的说了算；同时也因为确实很少有需要聚齐的事情，每逢聚齐，则必有大事发生。

胡小个说：“打他狗日的。”

陈铁匠说：“我听县府的师爷说，没有援军了。当时几个县的民团、保安团跟中央军的一个团都集中起来到了黄土峪，现在打败了各自逃跑，中央军跑得比谁都快。日本兵打到了县城，现在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死抗。唉，抗到最后就只有玉石俱焚了，日本鬼如果打城里，唉，烧杀，整个县城的人就都完了。”

这天陈铁匠突然惊慌失地跑到了山上。陈铁匠是我们安排在县城最可靠最隐秘的探，非常珍贵，我跟都曾经严令他不准上山脸，伙里除了我跟还有死了的大掌柜以外，谁也不知陈铁匠这条密线。他着急慌忙地跑上山来，必定了大事。果然他都顾不上喝一，先丧魂落魄地报告了一个坏消息：“败了，败了，黄土峪打败了。”

陈铁匠说：“当然是我们的人败了。日本鬼炮火猛烈，打到第三天上飞机都参战了。抗日同盟不住只好往后撤，结果撤都撤不利索。一日本兵不知犯了什么病，盯着李冬青他们的撵着打，李冬青跟剩下的保安团还有同盟军其他的残兵败将都退了县城，守着县城跟日本鬼打，看来也守不了几天了。我赶快上山来报个信。”

看我。我说：“这件事情得听听伙计们的意见，真的要打，还是伙计们卖命呢，得让伙计们说。”

说那就聚齐，可是聚齐归聚齐，最终还得你这个掌柜的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