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混在一起吃喝玩乐还行，干点鸡鸣狗盗打群架之类的小坏事还行，要真干害人不利己的大坏事，不见得会为他卖命，也不见得能干得成。

行长听他说的慷慨激昂，微微一笑，说：“行了，别当卖嘴的和尚，你去忙吧，我还有事。”

汪伯伦如释重负地退了出来。

汪伯伦走后，女行长坐在椅子上没动，盘算着怎样能逼着汪伯伦发疯去明里暗里跟程铁石斗，如果真能像他讲的那样，让程铁石日后一提到东北二字就屁滚尿流当然更好，要是汪伯伦把他杀了彻底解决问题了，但自己决不能牵涉进去。她对汪伯伦恨到了骨髓里，如果不是他，她也不会陷到这个泥坑里，弄的心力交瘁。

她万分珍惜自己目前得到的一切，在行长这个位置上，她能谋到的政治荣誉和物质利益是外人所无法想象的。政治上，她是省级三八红旗手、人大代表，市党代表，每年的先进、奖励都少不了她，市长、书记见了她都是笑脸相迎。在这一切面前，她的头脑始终非常冷静，她知道她得到这一切并非她真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她所占据的位置和她手里每年掌握的数亿元的贷款额度。从事银行工作，她更加清楚钱的重要。就大处说，在商品经济社会，钱就是社会的主宰，从小处说，一个人只要有了充足的钱，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官可以不作，工作可以丢掉，只要有了钱，照样可以过上舒服日子。话再往尽头说，工作是为了挣钱，当官不过是为了可以更轻松地挣更多的钱。所以，她处心积虑地为自己捞钱，她做的很谨慎，充分运用了她从事金融工作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和技巧。她的原则是：宁可不作，也不能失手。失了手，一切都是白做。她万万想不到，这一次她让汪伯伦连累了，所幸的是，钱她没有直接装进腰包，而是放在小金库的账面上。银行的小金库等于她这个行长化公为私的中转站，进了小金库的钱，虽然不是她私有的，却完全由她任意支配，而且更安全，即便查了出来，只是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与贪污受贿有本质的区别。如今，哪个单位没有小金库？法不责众，人人都这样干，也只能是查办时雷声大，处理时雨点小。一旦有了机会，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她就可以运用权力和技巧，合法地将小金库的资金不显山不露水地转入自己的钱包。

那家骗子公司是他们银行的老客户，基本账号就开在他们行，当时他们也并不知道这家公司是骗子。那天汪伯伦领着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来找她，说跟南方一家公司谈妥一笔大生意，对方款已经带来，但提出款不能直接付给他们，要在银行开个临时账号，预留两家的印章，货到了才付款。她答应了，并让汪伯伦去主办此事。不管怎么说，银行存款额增加总是好事。

后来，骗子公司总经理又提出，这笔生意要做成，发货、运输、厂家都要钱，因此这笔定金要动用，只要银行配合，他们可以拿出百分之十作为回扣给银行。她怦然心动，做生意急着用钱是经常碰到的事情，况且双方的合同她也看了，这笔业务是确实的，只是早点、晚点动钱的问题，况且这家公司又是本地的，在银行开有基本账户，估计不会有大问题，于是她又点头同意，指派汪伯伦直接办理。付款之前，骗子公司依照承诺，给银行送了二十万元现金，她让存入小金库，这笔钱没有列入，也无法列入银行的正常收益。而汪伯伦这个王八蛋，做事太过头，明知对方拿的付款委托书上“程铁石”的印文与预留印鉴不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款付了出去。她敢肯定，汪伯伦背着她拿了人家的钱，数额肯定少不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否则汪伯伦绝对不敢这么干。

最可恨的是，汪伯伦一直瞒着她，没让她知道假印章的事，直到程铁石发现上当，追到银行，她才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事到如今，她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死咬真假印鉴银行无法分辨这个歪理，才能免遭灭顶之灾。如果官司打输了，纪检、检察院肯定要插手审查此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然她过去捞钱的事做得很巧妙，很机密，但终究是做过的事，谁又能想到哪里有瑕疵漏洞，弄不好真要在这件事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她是彻底让汪伯伦套住了，她对汪伯伦恨的牙根发痒，却又无可奈何，还得想法保他，因为保他就是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