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就在座上骑了一段时间，其状就如在受桩刑：疼得呲牙咧嘴，手舞足蹈。后来他痔疮大发，才不得不买了一个旧车座。李先生上车的样也是十分奇特，他总是推着车向前奔跑，奔跑中弯下腰，把脚蹬转到一个特定的角度，然后踏着脚蹬骑上自行车。那奔跑中矮转脚蹬的法，酷似狗撒。

那一年冬天我原准备在乡下过冬，但是当地正好刮着很厉害的白风，烧炕的柴又不够。我们五六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上盖上了所有的大衣。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所有的大衣都从被上下来，掉到了的脸盆里，冻成了铁板一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不穿大衣就到外面去生火，就在屋里火把那盆煮开，大衣拿下来。那气味实在是可怕，把我的两只都熏坏了。了这件事以后，大家都不好意思了；谁见了谁都是羞答答，因为六个堂堂的男汉煮了一锅，实在是丢人。这说明我们虽然长得象土匪，脸还是很。约定了谁敢把此事传去就宰了谁后，我们就各奔东西。我跑回北京来，住在原来住过的地方。那地方原来是一所大学，里面有很多人。当时叫作＂留守＂，里面只住了很少几个人。很大的院里到是荒草，人们都下校了。李先生原来也住在这个地方，后来才搬走了。这地方原来每个人都认识李先生。

我从小就认识李先生。李先生从我小时候就在搞西夏文，而且我们两家过去是邻居，也记不清我第一次见到西夏文时是几岁。所以我后来见到西夏文，也不觉得有什么古怪。那东西看上去很象汉字，笔划多得叫人，很象是疯写的，据说除了李先生，世界上没人能够读懂。因为只有李先生能读懂西夏文，所以他有大学问。但是他依然穷困潦倒，这是因为只有他能读懂西夏文，所以他的学问就得不到承认。假如别人能先读懂了西夏文，或许他的学问就有人承认，但是那又不是他的学问了。除此之外，还因为当时在文化革命中，北京城八百年的城墙被人拆掉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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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说说那天我去找李先生的原委。我从山西跑回来，住在留守，那院里当时只有大崔一家住。这位大崔原来也是我们的邻居。除此之外，他还是我爸爸的同事，李先生的老同学，长得人大，笑长开，一团和气。大家去下校，家里还有些东西，是得找个大家都放心的人看着。大崔实在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老婆也是我们院的人，所以一起留下来。刚回来我去找他借房，他叫崔叔叔，他老婆叫阿姨。借到了以后就改了，他叫大崔，他老婆叫大嫂。当然这房不能白住，我也得帮人家事，跑跑。所以大崔要找李先生，用不着自己去，告诉我一声就得。当时我非常年轻，也没有痿病。

李先生和我一样，专些不能的事。我的事是想写小说，经常往刊投稿，但是总是被退回来，并且不是退给我本人，而是退到党委办公室，附有一封公函，建议对投稿人加思想教育。但很少有人真来教育我，因为我是小神经。李先生的事倒不是写有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小说，而是要研究西夏文。这件事并没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但他本职工作是个俄文翻译，一研究起西夏文就不俄文了。而且他在研究西夏文时，你就是在他前放鞭炮他也听不见，这个样完全不能上班。因此他早早退了职，靠偶尔翻些稿为生。谁知后来碰见了文化革命，取消了稿费，差一就把他饿死了。李先生因此气急败坏，说过好多大逆不的话。我听见了这样的话，就这样安他：其实这件事也是满公平的－－－－为什么只许老天不下雨，饿死非洲的游牧民，就不许中国搞文化革命，饿死你这搞翻译的游牧民？何况从现在的情形来看，你到底饿得死饿不死还不一定。但是他还是要继续说些反动话：要是天不下雨，饿死我认了。现在的事是，我又没招了谁惹了谁，有人非要我火坑。李先生的情形就是这样，我到今天还记得。人活在世界上就象一海绵，生活在海底。海底还飘着各各样的事件，遇上了就被到海绵里，因此我会记得各事情。

那一年我正在山西队。现在我长得人大，相貌凶恶，过去就不是这样。小时候我长得文静瘦弱，还和女同学猴。以我到山西队时，我妈就睡不着觉。她以为我连窝都不会蒸，一定要饿死，假如没饿死，也会被人欺负死。但是只过了一年，我就长了一嘴络腮胡，活象一个老土匪，而且满诩是你妈。这说明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只要一年就能变得连他的亲妈都认不来。在乡下时我很少吃窝，倒常常吃。老乡们说，母见了我就两发，倒在地，连被提走了都不叫一声。这当然是过甚其辞。当时我虽然极男魅力，却未必能迷倒雌鸟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