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这样一写法，那才是最困难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立意要改变小说的写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没法比的。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声，看电影的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我在文学上所知的一切。我没有读过大学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闻，但我以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只知最好的就够了。为了我知的这些，我要谢杜拉斯，谢王乾和穆旦——他们是我真正敬的人。

译《情人》的王乾先生已经在前几年逝世了。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我知他原是位诗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国留学，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译。他的作品我只读过《情人》，但已使我终受益。另一篇使我终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从他们那里我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鸦鸦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气——这才是文字的骨所在。实际上，世界上每一文学语言都有这骨，当年我在国留学，向一位老太太学英文，她告诉我说，不读莎士比亚，不背弥尔顿，就本不写英文——当然，我不会背弥尔顿，是不写英文的了，但中文该怎么写，始终是个问题。

古诗是讲平仄的，古文也有韵律，但现在写这东西就是发疯；假如用白话来写，用哪白话都是问题。张玲晚年执意要写苏白，她觉得苏白好听。这想法不能说没有理，但文章里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该怎么念。现在作家里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凭良心说，效果是很糟心的。我看到过的一最古怪的主意，是钱玄同的，他建议大家写《儒林外史》那样的官话。幸亏没人听，否则会把大家都写成迂夫的。这样一扯就扯远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铜骑士》念上几遍，就会信服我的说法。

本文的主旨是怀念那些已经逝去的前辈，但却从科学和艺术的区别谈起。我把杜拉斯、乾先生、穆旦先生看作我的老师，但这些老师和教我数学的老师是不同的——前者给我的是一些潜移默化，后者则教给我一些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前一东西更难得到。除此之外，比如科学、艺术更能使人幸福，因为这些缘故，文学前辈也是我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