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的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请乾先生打我两。孟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纯正完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的作品有一的名声，一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乾先生在壮年时写来的，现在成了比的空中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乾先生都不在了…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它的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上。我们年轻时都知，想要读好文字就去要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我最终写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什么是坏，什么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