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的地方，把他一闷打昏，在他上下个窃听，这样就能获得他一段时间内行为的可信情报。除了结果可信，还使用了科技，这会使追时髦的人满意。但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时打死人不好代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由此可以得到一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对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银河所用的调查方法很值得赞。她主要

是请别人谈谈自己的故事——当然，她自己也有些问题要问，但都是在对方叙述的空隙时附带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个问题会使对方难堪，她肯定不会问的。这是因为，会使对方不好意思的问题，先会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总觉得她得到的材料会很可信，因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颗平常心来调查。这研究方式比学院式的装腔作势要有价值——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说过这个意思。

想当年，费孝通在江村调查。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乡；和乡民谈很方便，用不着找个翻译；他可以在村里到转，用不着村长陪着。就这样，差不多是在随意的状态中，他搜集了一些资料，写成了自己的论文。这论文得到林诺夫斯基非常的评价。氏以为，该论文的可贵之在于它不摆什么学术架——时隔很多年，中国的学者给这研究方法起了个学术架很足的名称，叫本土社会学。我觉得李银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会学的遗风。与之相对的，大概也不能叫外国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虽然是外国人的发明，但却确实是科学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官方社会学。纵然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量求老百姓合作总是不好，任何认真的社会学家都会心中有愧。中国社会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上面想要见到的总是那么吻合——这也许纯属偶合，但官样文章读起来实在乏味。在调查个人问题时，官方社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称来表示这发展。比方说，国社会学家采用的那苦苦问的方法，可以叫拷问社会学。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把人打，给他装窃听的方法，又可以叫刑侦社会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它的研究结果，带有戈培尔的味。我以为这些味并不好。相比之下，李银河所用的方法虽然土些，倒没有这些坏。

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让人羡慕，那些被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这个样本并不满意——他们不肯说。如前所述，国没有居委会，警察对这件事也不便手。所以他们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我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让你烦得要死。这样了以后，国的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太保的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说：大多数人都说了。还有个把没说的，但就是在盖世太保的拷问室里，也会有些真正的骨宁死不说，社会学家不必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的结果自相矛盾甚多。试举一例，国男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行为；女则说，一月是两三次。多来的次数怎么解释？——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恋和兽者。再举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恋者多。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恋。我恐怕罗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最后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说实话。必须客观地指，比之其他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大规模调查的机会较少，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有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诉你实话——何况你还不敢把我吊起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