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在剌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了老虎笼，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句话留着总有它的用。

现在我要得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如没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事件叫“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剌模，我就反对。我相信寅初这样的人喜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里走动，到告诉大家：现在人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分，就喜剌模，在那里他营造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知识分在诚恳方面没有几个能和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压力，要和骗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学问，你要什么，我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我还有把握。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的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随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王，我以为可以分为两，一是暴型，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是温柔型，到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君王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怀念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罗素修西方哲学史，指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一些事例，比如顿提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这标准，我国的圣贤的事例更多，在拍君王，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剌模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剌模，这传统就是号召大家作敬业的信使，拿着和脑壳往君王的板刀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牺牲自己的脑袋和。所以这号召也是于之，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第二个结论：剌模信使早晚要变得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搞同恋问题了。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大致可分为两，一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观，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保证。另一说，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有遇到的问题上就有答案，这就如买大力的，这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的传统，喜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气氛，除了大力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几句惊人之语，但痛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这是狡猾的例——罗素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别人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再也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了最大的牺牲，但也没有被人看在里。佞人不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是说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大家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际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