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迫害别人的工。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一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我上就皈依它——这好比其他所有好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但我知，他是一个信仰的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基雅弗利分。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义、信仰全抛开，赤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对他的评价不低，赤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基雅弗利分——我是墨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猾。对于这一，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总觉得自己该搞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想法的古怪之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

现在，有这样一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理由很简单，它本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两帽，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帽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对于切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门儿清”！

我对墨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只知二气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是可能的。这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但我不崇拜他兼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怎么说，墨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作为墨门徒，我认为理智是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的生命线。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多不吃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偏激之见主宰了理，聪明人想法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