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有古今两种通俗变体：古代人们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瞎眼睛；现代有种近似科学的说法：用有油墨的纸擦屁股会生痔疮。其实，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不是纸，而是字。文字神圣。我没听到外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里神圣的东西都与上帝有关。人间的事物要想神圣，必须经过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间代理机构的认可。听说，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来祝圣。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需要这个手续。只要读点书，识点字，就可以写文章。写来写去，自祝自圣。这件事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达到神圣的手续甚为简便，坏处是写什么都要带点“圣”气，就丧失了平常心。我现在在写字，写什么才能不亵渎我神圣的笔，真是个艰巨的问题。古代和近代有两种方法可以壮我的胆。古代的方法是，文章要从夫子曰开始。近代的方法是从“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开始。这两种方法我都不拟采用。其结果必然是：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神圣性。我们所知道、并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三级：一种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说也不可写。

另一种可说不可写，我写小说，有时就写出些汉语拼音来。最后一种是可以写出来的。当然，说得出的必做得出，写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说得出；此理甚明。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我在云南插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队里的人感觉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给我写张假条。有一天，队里有个小伙子感觉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种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屁股，再苦苦脸，我就会明白。用第二种方法也甚简便。不幸他用了第三种方式。我收到那张条子，看到上面写着“龟头疼”就照记下来。后来这件事就传扬开来，队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部位上。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经过核实原始凭据，发现他想按书面语言，写成臀部疼，不幸写成了“电布疼”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斜。以致我除了认做龟头疼，别无他法。其实呢，假如他写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写出的；此人既不是龟头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人们对于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假如这种话语不仅是写了出来，而且还印了出来，那它简直就是神圣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有点平常心。屁股疼就说屁股疼，不要写电布疼。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神圣的。缺少了这种虔诚，也就不配来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我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既鼓吹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如今我投身其中，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者必居其一。我当然想要弄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己疯没疯。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当年里根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高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老糊涂了怎么办？里根先生答道：没有问题。假如我老糊涂了，一定交权给副总统。然后人家又问：你老糊涂了以后，怎能知道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这个例子对我也适用：假如我疯掉了，一定以为自己没有疯。我觉得话语圈子比我容易验证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is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