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上逮住王二，这就像野猪逮住猎狗一样，在空旷地方是不大可能的事。但是厂里不空旷，它是一座九宫八卦的阵势。过去盖房子，假如盖成了直门直道，别人就会说盖得不好了。就是最小的院子，门口都有一座影壁墙来增加它的曲折程度。所以早上王二上班时，假如还没有遇到老鲁并把她甩掉，每到一个危险的拐弯前面，都要停下来复习前面的地形地物，想想假如老鲁就藏在墙后的话，该怎么办，想好了以后再往前走。因为有这些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当车子后座上一滞，老鲁得意洋洋地说道：“我可逮住你了！”时，就从来不会惊慌失措。这些时候他往往不是骑在车上，而是站在车上，一只脚站在车座上，另一只脚踩着把，好像在耍杂技。她一抓后座，王二正好一跃而起，抓到半空中横过的管道，很潇洒地翻上去，在空中对过路的人说：徐师傅，劳驾给我看着自行车。老鲁则在下面恨恨地对徐师傅说，有朝一日逮住王二，非咬他一口不可。与此同时，她的头发从项后往前竖立起来，就像个黄包车的棚子打开时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老鲁是个麻烦，这是因为她脾气古怪。但是没有人认为她是个坏蛋，因为她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娘们。在这种人里不可能有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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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年我独自从家里跑出去，在“钢”堆边摔了一跤，把手臂割破了。等我爬了起来，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东西来，过了好一会才被血淹没。作为一个六岁的孩子，当然不可能明白这是些什么，所以后来我一直以为自己体内长满白滑滑粘糊糊像湿棉絮似的东西，后来十几岁时遗精也没感到诧异，因为那不过是里面的东西流出来了而已。直到后来学画，看了几本解剖学的书，才知道当时看到的是自己的筋膜。筋膜只长在少数地方，并非全身都是。但是我爸爸揪着我上校医院时，以及大夫用粗针大线把我缝起来时，我都在想自己是一具湿被套的事，呆头呆脑地忘了哭。大夫看了，关心地说：老王，这孩子脑子没有毛病罢？我爸爸说没有，他一贯呆头呆脑，说着在我头上打个凿栗，打得我哇地一声。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兴奋地搓着手说：看到了吧，会哭——是好的。后来我看到回形针在我的肉里穿进穿出，嚎哭声一声高过一声，他觉得太吵，在我脑袋上又打一凿栗，哭声就一声声低下去，我又开始想自己是个被套的问题。我爸爸在很短的时间里连造了六个孩子，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只要头上打一凿栗能哭出来，他就很满意。这件事说明，外表呆头呆脑，好像十分朴实，而内心多愁善感，悲观厌世——这些就是我的本性。但我当时虽然厌世，也没有想到会有色盲这么一出。

我小时候住过的大学和我后来在布鲁赛尔到过的那个现代艺术馆是很不一样的两个地方。前者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里面的水泥楼房也是四四方方的，校园里的道路横平竖直，缺少诗意。而比利时那个现代艺术馆是一个深入地下的大口井，画廊就像螺旋楼梯绕着井壁伸下去。井底下有一个喷水池，还有一片极可爱的草坪。虽然这两个地方是如此的不像，但是因为达利和大炼钢铁，它们在我的头脑里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了。

五八年我还看到过别的一些景象，比方说，在灯光球场上种的实验田，那一片灯光通霄不灭，据说对庄稼生长有好处，但是把全世界的蚊子和蛾子全招来了，形成了十几条旋转光柱，蔚为壮观；还有广播喇叭里传来的吓死人的豪言壮语。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场上的大炼钢铁和我划破了手臂。我的一切都是从手腕上割了个大口子开始的。后来我开始学画，打算做个画家，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我心中的怪诞——我不知达利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了画家。至于我是个色盲，我还没有发现。不但如此，我还自以为辨色力比所有的人都好。以一棵胡萝卜为例，别人告诉我说，看起来是一个橘红色的疙瘩，但是我看就不是这样。它是半透明的，外表罩了一层淡紫色的光，里面有一层淡淡的黄色。再往里，直抵胡萝卜心，全是冷冷的蓝色。照我看这很对头，胡萝卜是冷的嘛。这样画出的胡萝卜，说它是什么的全有。有人说印象派，有人说毕加索的蓝色时期，还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颓废主义，就是没人说它是胡萝卜。七七年我去考美院，老师们也是这样议论纷纷。假如我故作高深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概就考上了。倒霉就倒在我去对他们说，胡萝卜在我眼睛里就是这样的。后来不知哪位天才出主意叫我去医院查眼睛。查完了回来，那些老师就笑得打滚，把我撵了出去。其实不过是眼科的辨色图卡有几张我没认出来。我也能画出一套图卡，叫谁都认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