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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房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尴不尬的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间都不互称名字，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为在这地方作事，觉得称名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议用代号，把年纪大的那位女士叫作“F1”把年纪小的叫作“F2”这两位女士上就表示赞成。男人中，审稿排为M1，其余顺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间时间，我们都要垂着写稿，那样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长此以往，我们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来，这是因为在办公室的天板上装了一架能转动的摄像机，而且它没有闲着，时时在转。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张床，周围还拉了一圈帘。那张床是个有的担架床，加上帘，就像基督教青年会的寄宿舍一样。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从堂回来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后来我被M1叫醒了，他说：起来，起来！你倒真积极，现在就躺上去！我坐起来时，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样。M3朝我扑了过来，把我从床上拉了下来。顺便说一句，大家对这张床的态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帘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帘拉开，仿佛遮上也不好。这件事纯属古怪。但是我认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既然当了写手，一切早都豁去啦。

我告诉F说，在公司里事，觉还可以。她说：事情似乎不该这么好。她听说公司对我们这些人有一特别的理制度，能把大家得伏伏贴贴的。对于这一我也有耳闻，并且到第八创作集的第一天，我就签了一纸合同，上面规定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对于这一，我不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作为一个被安置者，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为一个公民，我又必须服从国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说，作为一个人，我还要服从人间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几条也没什么。他们所能的最坏的事，无非是让我我最不想的事。我已经在了，觉没有什么。F指，我所说的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悖论，作为人，我只知我最想的是什么，不可能知最不想的是什么。从原则上说，我承认她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知自己最想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不想的事。我认为，作为人我已经失魂落魄，心理学的原则可以作废了。

说到了保安员，必须补充一句，他们中间有女的，而且为数相当不少；这情况只有在百货商场那需要搜的地方才有。在我们这里，她们格外的喜串房间。我们层有一个宽脸的小姑娘，长了一脸很可的雀斑，河北唐山一带音，老往我们房间跑，并且F1和F2叫大。这两位大就这样和她寒喧：你值班吗？她答：是呀，值到月底。听到这样的回答，F2的额上就爆起了青，低下去。后来她就到我对面坐下，和我搭讪：大哥，听说你会写书——我也想写书，你能不能教教我？对这一类的问题我是懒得答复的，但也不能不搭理人家；所以就说：你要写什么哪？她说：我可写的事多着哪。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猛烈地咳呛起来了，抬一看，只见F2一副要中风的样，朝门比着手势。见了这个手势，我就站了起来，说：我要去上厕所——她当然不可能跟着我。等我回来时，那女孩走了。F2说：M5，你不错。我说：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说：不能。我说不。到下星期你就知了。

有关我当了写手，有一个正确的比方：一个异恋男人和同恋男上了床。这是因为我被安置之前的事就是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还得了奖，它将是我这辈能的最后一件有人味的事。在这情况下当写手，无异于受阉割。有一天上班时，我看到我们楼层的保安员桌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觉就像在心窝上被人踹了一脚。保安员的桌放在楼梯上，他们穿着金的制服，经常在桌后面坐着，偶而也起来串房间。有一天串到我们屋里来，在门和M1说话：你们屋有个新来的？是呀。他不会找麻烦吧？M1稍稍提了嗓门儿说：谁敢跟你们找麻烦？谁敢呢？这时候他的脸胀得像猪肝一样。保安员用手住M1的肩说：你不冷静…老同志了，不要这样嘛。而M1就沉住了气说：每回来了新人，我都是这样。说到这里，他们两个一齐朝我这里转过来。我端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

我发现G组的同事里，只有审稿像个真正的“被安置人员”换言之，只有他才像会犯思想错误的样。这是因为我听说过他。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社会里，犯错误的人只是极少数

朗诵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面上是请大家听听怎么样，其实谁也没听。不知为什么，这间房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脸红，大概是因为这段文字实在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