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亦不容易。众议纷纭、从何起。”

有一本青年党办的刊，叫《国论周刊》，因为是友党，认为持论比较客观，其中有一评论汪卫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视；说汪卫是十足地的旧式文人，凡是中国旧式文人所易犯的病，汪卫都有。

“这你请放心。”何炳贤显得很有把握地，”别说岁暮天寒，那怕开也没有用。落叶是落叶，落是落；萧条异代不同时，凑不到一起的。”

“从自己起。”陈公博接说：“从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后，我对实际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不是没有批评、没有意见；只觉得多一意见，就多一纠纷。再说，我要想想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绝对的好，不必说；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说。我只有一心愿：党万万不可分裂；蒋先生跟汪先生千万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我决不会去！所以请炳贤兄代表。”

“恐怕很难。”何炳贤愁眉苦脸地。

“不但难，”有人提警告，”也许会被汪夫人拖住，岁暮天寒、冰霜追逐。”

陈公博笑而不答；然后脸又转为严肃，”去年在汉，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辞修到德明饭店来看我；辞修很率直，他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着回答：在民国廿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廿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同意我的话。就是那两分责任，现在回想，也有不可思议。”

这些病中，最常见的是每每有一捉摸不定的情，歌哭无端，忧喜无常。大广众之间，尽大家一团兴，而他可以忽然忧从中来，不胜其飘零沦落之。同时旧式文人照例有一夸大狂，尽所见所知，平常得很，但总自诩为有什么独得之秘，因此目无余，可以把别人特别缩小，而把自己特别放大。气量又狭小，稍不如意，即不胜起悻悻之态。

“不过，”有人笑：“星期五夜车到上海；星期天夜车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我在《革命评论》停刊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汪夫人一再我回国，结果搞张向华跟桂系合作的张桂军事件和扩大会议。”陈公博皱眉摇，

“其实，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贤说：“刚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词，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说尽了吗？”

“未也！”言先生接说：“我刚才还没有讲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词改过了。上半阕改了两个字；下半阕改了结尾三句。”

听言先生念完，座客脸上都似罩了一层严霜；最后是陈公博打破了沉默。

陈公博沉思了好一会才开：“我无意指谁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每次纠纷，我都不是居于发动的地位；而每一次都变成首要分，仿佛魏延，生来就有反骨。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变，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都迁汉；因为当时我确实知，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心想国府和总司令同时迁到汉，这样的声势，何难将共产镇压下去？哪里知，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

陈公博此时亦不愿先分辨责任；自己说下去：“求党的团结，不但在我实业4年如此；离开实业仍然如此。我记得实业卸任以后，张岳军先生承蒋先生之命来征求我同意，使意大利，我辞不就。为什么呢？老母在堂，不忍远游，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汪先生国治疗，我再奉使远方，一定会有谣言发生。党内一有谣言，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离南京，一直到八一三为止。”

“前半阕中犹作留连意，改为无限留连意；下半阕结尾三句：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改为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一次的责任——。”有人蓄地没有再说下去。

“那么，扩大会议呢？”

“可是，”有人提醒他说：“这一次汪夫人劝驾的意思亦很切。”

“实在不可思议。”

“怎么改法？”陈公博急急问：“快说！快说！”

何炳贤随带着许多来自大后方各地，对汪卫的批评，诛笔伐，严于斧钺；但在”公馆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静气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说得最刻的是，旧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却又最喜搞政治，因为中国过去的政治，本是浪漫的，最合旧式文人的胃。中国文学缺乏逻辑，所以旧式文人便只有

“看起来，汪先生一定要组府了！此刻我们不尽最后的努力，将来会懊悔。”

“请举例以明之。”

“分两分。”陈公博说：“炳贤兄，请你无论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组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

“这最后的努力是什么？”

，经过锡兰界堡，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我记得当夜在船上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这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