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兴亚院”拨来的”关余”每月有300万之多；经费宽裕，易于结客，周佛海拉拢的人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只有4个，一个是无锡人赵正平，”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他是民初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时的幕僚。周佛海与他的侄子，地方自治专家赵如珩在日本同学；赵正普通过这层关系，与周佛海接上了线。

第二个是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由他的关系，又拉拢了一批清朝末年达官贵人的子弟，如杨士气的侄子杨毓恂等人。第三个是大夏大学的校长，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说；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温州人，与梅思平小同乡。

第四个是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袁砚公。他跟前面三个人不同，赵正平是过气政客；岑德广是纨绔”遗少”；傅式说虽为大学校长，而在学术界并无多大地位，号召力有限，而袁砚公是龙云及云南大老李根源的驻沪代表，他之参加”和平运动”可能会影响云南的稳定，因而为军统判为制裁的对象，而且很快地被执行了。

但在中下层”干部”方面，由于自正金银行提来，整箱簇新联号的交通银行10元钞票的魅力，到设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兵买马机构来登记的却很不少，筹备”组府”的初期，足已够用。但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粉墨登场的初步条件，虽已具备；而且陈璧君在内，周佛海、梅思平在外，交相”劝驾”；汪精卫却临事踌躇，不敢轻发。因为过去在政治上的翻覆，毕竟是在国内；如今却牵连到外敌！汪精卫不好货而好名；清夜扪心，不能不想到”身后是非”

陈璧君心里雪亮，汪精卫要一个人来壮他的胆，这个人若非顾孟余，就应该是陈公博。顾孟余的态度很坚决，早有”割席”之势；而且陈璧君于汪系人物，唯一所畏惮的也只是顾孟余，不敢自讨没趣。因此，集中全力在陈公博身上下工夫。

到了香港，陈璧君去看陈公博，谈到组府问题，陈璧君表示汪精卫并无成见，决定召集一次干部会议，以多数的意见为意见。陈公博便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谈到汪精卫个人的利害，滔滔不绝地举出不应”组府”的理由。

陈璧君一直不作声；等他讲完，平静地说一句：“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说。”

陈公博默然。于是陈璧君展开”攻势”极力相劝；说只有陈公博对汪精卫是有说服力，而这分”说服力”只有在促膝倾谈时，才能发挥。

陈公博考虑了好久，终于还是拒绝了。

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方面由汪精卫打了电报；一方面由陈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向陈公博提出要求，如果他真的不愿参加干部会议，希望他派一个代表。

这时在香港能够代表陈公博发言的亲信，只有一个何炳贤。但是，何炳贤不愿淌浑水，一口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