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汪精卫身被三枪，一穿左臂而过；一伤左腮；一由臂部再射入背部。送入鼓楼中央医院，由卫生署长刘瑞恒亲自施行手术，只取出了左腮部的碎骨与弹片；背部夹在脊椎骨第五节的那枚子弹，送到上海请留德骨科专家，宋子文的表兄牛惠霖开刀，亦未能取出。

当时牛惠霖曾说，弥留背部，一时并无大碍；但十年以后，子弹中锈；锈毒入血，可能危及生命。结果到第8年——自民国24年至民国32年，牛惠霖的”预言”开始应灵了。

这年从8月里开始，汪精卫就感到背部时常发痛；渐渐蔓延至胸部及两臂。到得12月里，情况显得相当严重；日本军医提出警告：倘非作断然处置。性命不保。

所谓”断然处置”便是再一次开刀，将极可能已生锈的子弹取出来。为此，陈公博、周佛海召集要员开了一次会；最后由陈璧君决定：接受日本军医的建议。

于是，由日本军医部队的长官，本为外科名医的近藤亲自操刀，果然，名下无虚，当时刘瑞恒、牛惠霖束手无策的那颗子弹，近藤只花了20分钟，就把它取了出来；手术经过，据”公报”中说：“极为良好。”

初期的情况，确是很好；但诚如牛惠霖所说，锈毒已渗入血液，所以在开刀以后的三星期，寒热复作，创痛再发，一病倒就岂不得来；经常须召陈公博进京，”上海市政府”的大权，落在”秘书长”吴颂皋手里。

这吴颂皋是周佛海的儿女亲家；看出陈公博势将常在”中枢”便托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向陈公博进言，希望”徐庶走马荐诸葛”保他继任。陈公博拒绝了；他心目中早有了”荐贤自代”的人：周佛海。

这样迟延了两个月，汪精卫的病体，益发不支，召集中日名医会诊，断为”压迫性脊髓症”日本方面的意见，认为仍须开刀割治。但手术相当麻烦，且须绝对保持安静，倘在南京，自不能完全摆脱公务；所以坚决主张，应该送到东京去作彻底治疗。

彻底治疗能不能痊愈呢？没有把握；甚至五十对五十的成败比例亦不到。因此，便有了两派主张，一派赞成，送日治疗，痊愈虽无把握，至少有希望；一派反对，而原因却只意会，汪精卫要死也应该死在中国。

但不管赞成、反对都无用处，只有陈璧君的主张才管用。她决定将汪精卫送到日本；时为民国33年3月3日。在用担架抬上专机以前，力疾作书：“铭患病甚钜，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佛海、公博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写完重看，将”佛海、公博”的名字勾了过来；确定了陈、周在汪政府中的地位。

于是陈公博以代理”主席”的身分，提名周佛海接任”上海”市长；而周佛海却不愿继任。此举多少出乎陈公博的意外，自然要追问原因。

“我的事够多了；上海的情形又如此复杂，若非全力以赴，鲜有不愤事者。我怕顾此失彼，甚至两头不讨好，不如慎之于始为妙。”

周佛海说他事多，自非虚语，财政经济不必说，对日外交亦大部分由他主持；此外还掌握着一个实力相当坚强的税警团，同时各地”和平军”的首脑，如孙良诚、吴化文；以及为了防备共产党，特派军人担任江浙两省省长的任援道、项致庄，有事亦都要跟周佛海商量。这些陈公博都很明白；问题是，除了周佛海，更无第二个人能够接替。

“我也不是最适当的人选。”周佛海问道：“你总听说过传得很盛的流言，说日本失败以后，对上海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