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在支持复辟的”督军团”中，却已向段祺瑞表明了反对张勋的态度；所以跟直隶财政厅打得上交道。当时将厅长汪士元请了来，说知究竟；汪士元表示库空如洗，不过有开滦的股票100万元，市价高于面额。只是仓卒之间，何从去押借如许巨款？

这就要看曹汝霖的办法了。他悄然带了股票进京，怕正金银行因为牵涉到中国的内政，态度持重，不愿接受；所以去找三菱公司的”支店长”秋山昱，很顺利地照片面抵借100万元，办好手续，带了天津正金银行兑付的支票，当天赶回天津，太阳还未下山。

这是溥仪第二次做皇帝的民国6年7月1日的话；第二天段祺瑞嫡系的盐务署长李思浩，由北京带来”监馀”款50万元；第三天便有”马厂誓师”之举了。

那篇檄文出于梁启超的手笔，自然不同凡响；段祺瑞慷慨登坛，一战成功，将自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正带着携有机关枪的卫士”上朝”的”辫帅”张勋，逼到了荷兰公使馆避难。段祺瑞搏到了一个”再造共和”的美名，入京组阁，名利双收，完全得力于临时能筹得收买冯玉祥的一笔巨款，所以段祺瑞对曹汝霖格外另眼相看；他对林长民既有连袁世凯的二十一条都架弄在他头上，落得个”卖国贼”的恶名，自是恨之入刺骨，在段祺瑞面前绝不会说林长民的好话。曾云霈也是因为有这些阻力，需要慢慢化解，才劝林长民稍安毋躁。

可是，林长民又何得不躁？因为第一、江南已是孙传芳的天下，段祺瑞连他的门生福建督军王永泉都无法庇护，在北京又深受冯玉祥的威胁，还能”执政”几时，实在难说。

其次，年关将近，不知何以卒岁；如果膺聘到关外，将来如何不说，至少一笔”安家银两”可救燃眉之急。因此，虽有少数知道这件事的同乡知交，劝他出处与慎重；他总说”已经答应了人家，不能不践约去走一遭”甚至连将成儿女亲家的梁启超，亦只得了他一个口信，说是”此行以进为退”使得梁启超颇为困惑，不知意何所指。其实他的意思是，收了人家的聘礼，不能不有此一行，这是进；践约出关，对郭松龄及介绍人都有了交代，随时可以托故抽身，这是退。但非这么走一趟，无法安居林下，这才叫做”以进为退”

平时冯玉祥通电声讨奉张，李景林通电脱离奉系，孙传芳通电声援郭松龄，并助军费40万元，形势对张作霖颇为不利。郭松龄亲自指挥的攻势，亦很顺利，张作相、韩麟春、汲金纯、汤玉麟等部，逐次抵抗，但都失败，郭松龄下榆关、破连山，12月初四占领锦州，下令歇兵。

锦州是用兵必争的关外第一个重镇。清太宗5次侵明，一次直逼北京城下，但不能得尺寸地，是因为必须破山海关才能保持进兵输粮的运道畅通；而欲破山海关，又必须先下”关外四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所以清太宗第六次侵明，决计先攻锦州，筑长围以困明军；洪承畴、吴三桂领兵13万赴援，守松山以与锦州呼应，苦战经年，方得成功。

相反地，用兵关外，亦须先巩固锦州，作为兵站，然后才能强渡大凌河，直取沈阳。郭松龄在锦州歇兵，一方面补充御寒服装，一方面修复为奉军破坏的大凌河桥，需要好几天的耽搁；就在这时候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一个是热河都统第三师师长阚朝玺的参谋长邱天培。

邱天培与郭松龄的心腹高纪毅、刘振东是同学；到了锦州先找高、刘密谈，先取得支持，方始去见郭松龄，提出一个郭、阚互利的合作计划。保全张作相，攻倒吴俊升，让出奉天省。换句话说：奉天张作霖、吉林张作相、黑龙江吴俊升的局面，改为奉天张作霖、吉林张作相、黑龙江阚朝玺。

郭松龄心想，自己辛苦打出来的天下，让张作相，阚朝玺坐享其成；而且三分有二，这叫什么合作？当下严词拒绝，表示阚朝玺如愿合力倒张，自所欢迎，不过应该将部队交出来改编；阚朝玺调总司令部服务，待事起以后，另行任用。

讨价还价，简直南辕北辙，怎么样也接不上头。邱天培觉得仆人最甚的是阚朝玺交出军权，还要调至总司令部；那不是有罪”察看”？

在等候消息的高纪毅、刘振东；还有一个与邱天培亦是旧好的刘伟，一看邱天培的脸色，便知不妙；及至细问究竟，都觉得郭松龄犯了极大的错误，事关成败，不容缄默，联合兵站处处长张振鹭，向郭松龄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