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

“蒋委员长励精图治，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内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说道：“我要说明，日本看到中国进步，内心不安，诚然有之；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军阀，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间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将近两年的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年生聚教训的时间，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周佛海说：“事实上，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

“你所说的我们，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我极表赞成；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果所传是实，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

“很显然地，在对外作战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已是一个弱点；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国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错的。不过，一时分裂的现象，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

“分裂之后再复合，裂痕总归存在的。”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话锋很快地一转，”我这次到重庆，会竭见蒋委员长；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谋求一个共济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司徒博士的热诚，我们感激而且佩服。不过，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目前进行组织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进行交涉。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组成以前，重庆跟东京的和谈，已经在进行；那么成立新政府这一层，自可从缓。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定，则新政府虽已成立，亦可随时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