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条件他也同意，然而无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队”的许诺。

冈崎又提出一个要求，想请袁履登出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彻底清查上海的户口。这件事与食米配给有密切关系；袁履登是无法推辞的。不过，趁此机会，却可以提出一个条件，不得再有封锁的情事发生。

原来当日军刚入租界时，常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者只是激于义愤的爱国情绪，每每伏击”皇军”及汉奸，只要某一地区发生暗杀事件，预先安设好的警铃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圈出事地点四周，成为局部封锁地区。真所谓”画地为牢”在”牢”中的住户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则在原地停止，听候检查”良民证”无辜被捕的不知凡几；幸而通过检查的，也并不能立刻恢复自由；对锁自几小时至几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获，犹不解除封锁。这是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残酷的惩罚手段；目的是要使得爱国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会连累无辜、同胞，饱受失却行动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无从补给的痛苦，因而踟蹰罢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日本军方自非允许不可；因为他们亦已看出来，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压手段，只有引其中国人更多的痛恨，更坚持不屈，恰好与他们希望软化中国人的目标，背道而驰。倒不如略为宽大处理，反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平时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与闻兰亭、林康侯，为人合称为”三老”这”三老”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因为不是被请去证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应酬，筵席上一定会遇到。

除了林康侯以外，由香港送回来的名流，几乎每一个都不能免于日本军方或汪政府的登门拜访，延请”出山”当然，像郑洪年那样热中的人，一拍即合，出任了管辖京沪、沪杭两条铁路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此外大多虚与委蛇，或则设法延宕，或则担任一个空头名义。只有两个人比较特殊，一个是陈友仁，闭门坚卧，纤尘不染；一个是李思浩，担任了素无渊源的新闻报董事会主席，只为了帮朋友的忙，而且是取得政府默许的。

原来当太平洋战争一发生，日本进入租界，首先要控制的便是申、新两大报。两报当然要改组；而改组两报的权柄，却很奇怪地是握在日本海军手中。日本陆海军对于在中国的占领区，各有势力范围；上海是一例外，属于陆海军共管区域；西藏路以东因为接近黄浦江，所以归海军管理，作为上海报馆集中地的望平街正在此区域之内。

日本海军所选中的《申报》主持人，名叫陈彬壧，他是？苏州人，战前曾在《申报》主持笔政，颇得史量才的信任；史量才被刺，《申报》内部清除左倾分子，陈彬和远走香港，替陈济棠办”港报”跟日本方面搭上了关系。所以此时以《申报》旧人来主持《申报》，顺理成章，毫不为奇。

《新闻报》的商业色彩比较重，日本军方认为人事不必更动，只责成《新闻报》加强替日本宣传而已。但政府方面却认为董事会主席吴蕴斋，也是知名的银行家，他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这所谓”北四行”集团中的中坚分子。北四行在上海有两笔很重要的投资，一是握有相当数量的《新闻报》股权；一是有名的国际饭店。自北四行的领导人周作民离开上海，这些事业都由吴蕴斋出面主持；事实上他在《新闻报》并不大管事。如今来自重庆的消息，说他不见谅于政府，当然亟图摆脱。但是日本海军又岂能容他高蹈？再说所代表的股权，亦不能随便放弃；因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这时便有人献计，说要找一位资历辉煌，而又为日本所信得过的人来接手，才能脱身。吴蕴斋深以为然；几次计议，物色到了李思浩。

李思浩字赞侯，浙江慈溪人，长于度支，是段祺瑞一系真正有实力的大将；日本军认为由在北洋政府历任财政总长，而在国民政府中并未任过任何要职的他来主持《新闻报》的董事会，是很适当的人选。于是，吴蕴斋便向蛰居在法租界偏僻的惇信路，吃斋念经，不问外事的李思浩游说，力劝他？出山来保全这一张行销全国，发行数字占第一位的《新闻报》，庶几沦陷区的同胞，还有一处可以诉若，说说话，让日本人觉得是不能不顾忌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