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银行里还有钱。”“你不知道此地泥水匠是用小时收工资的吗？而且我做得不比他们差。”

“你这个混蛋，你要把钱存到老了，给将来的小孩子乱用吗？”

“如果将来我们有孩子，他十二岁就得出去半工半读，不会给他钱的。”

“你将来的钱要给谁用？”我在梯子下面又轻轻的问了一句。

“给父母养老，你的父母以后我们离开沙漠，安定下来了，都要接来。”

我听见他提到我千山万水外的双亲，眼睛开始湿了。“父亲母亲都是很体谅我们而内心又很骄傲的人，父亲尤其不肯住外国——”

“管他肯不肯，你回去双手挟来，他们再要逃回台湾，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于是我为着这个乘龙快婿的空中楼阁，只好再努力调石灰水泥，梯子上不时有啪啪的湿块落下来，打在我的头顶和鼻尖上。

“荷西，你要快学中文。”

“学不会，这个我拒绝。”

荷西什么都行，就是语言很没有天份，法文搞了快十年，我看他还是不太会讲，更别说中文了，这个我是不逼他的。

最后一天，这个家，里里外外粉刷成洁白的，在坟场区内可真是鹤立鸡群，没有编门牌也不必去市政府申请了。B*

七月份，我们多领了一个月的底薪，（我们是做十一个月的工，拿十四个月的钱。）结婚补助，房租津贴，统统发下来了。

荷西下班了，跑斜坡近路回来，一进门就将钱从每一个口袋里掏出来，丢在地上，绿绿的一大堆。

在我看来，也许不惊人，但是对初出茅庐的荷西，却是生平第一次赚那么多钱。

“你看，你看，现在可以买海棉垫了，可以再买一床毯子，可以有床单，有枕头，可以出去吃饭，可以再买一个存水桶，可以添新锅，新帐篷——”

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

把钱数清楚了，我笑吟吟的拿出八千块来分在一旁。“这做什么？”

“给你添衣服，你的长裤都磨亮了，衬衫领子都破了，袜子都是洞洞，鞋，也该有一双体面些的。”

“我不要，先给家，再来装修我，沙漠里用不着衣服。”他仍穿鞋底有洞的皮鞋上班。

B*

我用空心砖铺在房间的右排，上面用棺材外板放上，再买了两个厚海棉垫，一个竖放靠墙，一个贴着平放在板上，上面盖上跟窗廉一样的彩色条纹布，后面用线密密缝起来。

它，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长沙发，重重的色彩配上雪白的墙，分外的明朗美丽。

桌子，我用白布铺上，上面放了母亲寄来给我的细竹廉卷。爱我的母亲，甚至寄了我要的中国棉纸糊的灯罩来。

陶土的茶具，我也收到了一份，爱友林复南寄来了大卷现代版书，平先生航空送了我大箱的皇冠丛书，父亲下班看到怪里怪气的海报，他也会买下来给我。姐姐向我进贡衣服，弟弟们最有意思，他们搞了一件和服似的浴衣来给荷西，穿上了像三船敏郎——我最欣赏的几个男演员之一。

等母亲的棉纸灯罩低低的挂着，林怀民那张黑底白字的“灵门舞集”四个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贴在墙上时，我们这个家，开始有了说不出的气氛和情调。

这样的家，才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

B*

荷西上班时，我将书架油了一层深木色，不是油漆，是用一种褐色的东西刷上去，中文不知叫什么。书架的感觉又厚重多了。

我常常分析自己，人，生下来被分到的阶级是很难再摆脱的。我的家，对沙哈拉威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而我，却脱不开这个枷锁，要使四周的环境复杂得跟从前一样。

慢慢的，我又步回过去的我了，也就是说，我又在风花雪月起来。

荷西上班去了，我就到家对面的垃圾场去拾破烂。

用旧的汽车外胎，我拾回来洗清洁，平放在席子上，里面填上一个红布坐垫，像一个鸟巢，谁来了也抢着坐。

深绿色的大水瓶。我抱回家来，上面插上一丛怒放的野地荆棘，那感觉有一种强烈痛苦的诗意。

不同的汽水瓶，我买下小罐的油漆给它们厚厚的涂上印地安人似的图案和色彩。

骆驼的头骨早已放在书架上。我又逼着荷西用铁皮和玻璃做了一盏风灯。

快腐烂的羊皮，拾回来学沙哈威人先用盐，再涂“色伯”（明矾）硝出来，又是一张坐垫。

B*

圣诞节到了，我们离开沙漠回马德里去看公婆。

再回来，荷西童年的书到大学的，都搬来了，沙漠的小屋，从此有了书香。

我看沙漠真妩媚，沙漠看我却不是这回事。

可怜的文明人啊！跳不出这些无用的东西。

B*

“这个家里还差植物，没有绿意。”

有一个晚上我对荷西说。

“差的东西很多，永远不会满足的。”

“不会，所以要去各处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