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非洲做了小偷，警察要抓他把手割掉，所以他逃跑了。我问他父母呢？他摇头不画下去了。总之，每个人都有伤心的故事。

真像疯人院

下午两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玛丽亚来叫我：“喂，出来吃饭，你在睡吗？”我开门出来，看见玛丽亚和劳瑞正预备出去。他们说：“走，我们请你出去吃饭。”我看看别人，摇摇头，我一向最羞于做特殊人物，我说：“他们呢？”玛丽亚生气了，她说：“你怎么搞的，你去不就得了。”

我说：“谢谢！我留在这里。”他们笑笑说：“随你便吧，等一下有饭送来给你们吃。”

过了一下饭来了，吃得很好，跟台北鸿霖餐厅一百二十元的菜差不多，我刚吃了消炎片，也吃不下很多，所以送给别人吃了。刚吃完劳瑞回来了，又带了一大块烤肝给我吃，我吃下了，免得再不识抬举，他们要生气。

整个下午就在等待中过去，每一次电话铃响，我就心跳，但是没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客厅看时装杂志。看了快十本，觉得女人真麻烦，这种无聊透顶的时装也值得这么多人花脑筋。（我大概真是心情不好，平日我很喜欢看新衣服的。）

没事做，又去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台湾的位置上写下：“我是这里来的。”又去拿水洒花盆内的花，又去躺了一会，又照镜子梳梳头，又数了一遍我的钱，又去锁住的大厦内每个房间看看有些什么玩意儿。

总之，什么事都做完了，移民局的电话还不来。玛丽亚看我无聊透了，她说：“你要不要画图？”我一听很高兴，她给了我一张纸，一盒蜡笔，我开始东涂西涂起来——天啊，真像疯人院。画好了一张很像卢奥笔调的哭脸，我看了一下，想撕掉，玛丽亚说：“不要撕，我在收集你们的画，拿去给心理医生分析在这儿的人的心情。”（倒是想得出来啊，现成的试验品。我说疯人院，果然不错。）

我说我送你一张好的，于是我将侄儿荣荣画的一张大力水手送给拘留所，贴在门上。

开仗了

这样搞到下午六点，我像是住了三千五百年了，电话响了，那个大老板警官说：“陈小姐，你再去机场，移民局要你，手提包不许带。”

我空手出去，又上了警车，回到机场大厦内，我被领到一个小房间去。

里面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我坐在桌子前面，玛丽亚坐在门边。早晨那个小胡子移民官又来了。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又搞什么花样，我对他打了招呼。这时我看见桌上放着我的资料，已经被打字打成一小本了，我不禁心里暗自佩服他们办事的认真，同时又觉他们太笨，真是多此一举。

这个小胡子穿着淡紫红色的衬衫，灰色条子宽领带，外面一件灰色的外套，十分时髦神气，他站着，也叫我站起来，他说：“陈小姐，现在请听我们移民局对你的判决。”当时，我紧张到极点，也突然狂怒起来，我说：“我不站起来，你也请坐下。我拒绝你讲话，你们不给我律师，我自己辩护，不经过这个程序，我不听，我不走，我一辈子住在你们扣留所里。”

我看他愣住了，玛丽亚一直轻轻的在对我摇头，因为我说话口气很凶，很怒。那位移民官问我：“陈小姐，你要不要听内容？你不听，那么你会莫名其妙的被送回香港。你肯听，送你去西班牙，去哪里，决定在我，知道吗？要客气一点。”我不再说话了，想想，让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