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色的地毯上站着一辆枣红色的小脚踏车，前面安装了一个纯白色的网篮，篮子里面，是一双躺着的溜冰鞋。就是我以前那双的颜色和式样。

我呆住了，轻轻上去摸了一下，不敢重摸，怕它们又要消失。

在国外，物质生活上从来不敢放纵自己，虽然什么也不缺，那些东西毕竟不是悄然而来，不是平白得到，不是没有一思再思，放弃了这个才得来了那个的。

怎么突然有了一份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只因我从天上不小心掉了回家。

我坐在窗口，对着那一辆脚踏车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雨是在外面滴着，不是在梦中。可是我怕呢！我欢喜呢；我欢喜得怕它们又要从我身边溜走。我是被什么事情吓过了？第二日，在外吃了午饭回来，匆匆忙忙的换上蓝布裤，白衬衫，踏了球鞋，兴冲冲的将脚踏车搬下楼去，母亲也很欢喜，问我：“去哪里溜冰呢？不要骑太远！”

我说要去国父纪念馆，玩一下便回家，因为晚饭又是被安排了的。

骑到那个地方我已累了，灰灰的天空布满了乌云。我将车子放在广场上时，大滴的雨又豆子似的洒了下来。我坐在石凳上脱球鞋，对面三个混混青年开口了：“当众脱鞋！”

我不理他们，将球鞋放在网蓝内，低头绑溜冰鞋的带子。

然后再换左脚的鞋，那三个人又喊：“再脱一次！”

我穿好了冰鞋坐着，静等着对面的家伙。就是希望他们过来。

他们吊儿郎当的慢慢向我迫来，三个对一个，气势居然还不够凌人。

还没走到近处，我头一抬，便说：“你别惹我！”奇怪的是来的是三个，怎么对人用错了文法。

他们还是不走，可是停了步子。其中的一个说“小姐好面熟，可不可以坐在你身边——。”

椅子又不是我的，居然笑对他们说：“不许！”

他们走开了，坐到我旁边的凳子上去，嘴巴里仍是不干不净。

雨大滴的洒了下来。并不密集。我背着这三个人慢慢试溜着，又怕他们偷我脚踏车上挂着的布包，一步一回头，地也不平，差点摔了一跤。

后来我干脆往他们溜过去，当然，过去了，他们的长脚交叉着伸了出来。

我停住了，两边僵在雨中。

“借过…”我说了一声，对方假装听不见。

“我说——借过！”我再慢慢说一次。

这时，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假装没事般的拚命彼此讲话，放掉了作弄我的念头。

赶走了人家，自己又是开心得不得了，尽情的在雨中人迹稀少的大广场上玩了一个够。当我溜去问一个路人几点种时，惊觉已是三小时飞掉了。

那是回台湾以来第一次放单玩耍，我真是快乐。

一个人生活已成了习惯，要改变是难了。怎么仍是独处最乐呢？

书桌上转来的信已堆集成了一摊风景，深夜里，我一封一封慢慢的拆，细细的念，慢慢的想，然后将它们珍藏在抽屉里。窗外已是黎明来了。

那些信全是写给三毛的。再回头做三毛需要时间来平衡心理上的距离，时间不到，倔强的扳回自己是不聪明的事情，折断了一条方才形成的柳枝亦是可惜。将一切交给时间，不要焦急吧！

雨，在我唯一午间的空档里也不再温柔了。它们倾盆而下，狂暴的将天地都抱在它的怀里，我的脚踏车寂寞，我也失去了想将自己淋化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