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伶伶在走着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着大红衬衫跟着荷西与我像孩子似的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河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里面，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顺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的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的提着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了车向她跑过去：“姆妈，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回答着。

“我拿着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了的地方，就指着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会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过我好多次吗？”母亲仍然和蔼的说着。

想到母亲是在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的人，现在居然一个人在异乡异地拿着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狼花飞溅着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的这些日子，我完完全全将父母亲忘了，自私的哀伤将我弄得死去活来，竟不知父母还在身边，竟忘了他们也痛，竟没有想到，他们的世界因为没有我语言的媒介已经完全封闭了起来，当然，他们日用品的缺乏更不在我的心思里了。

是不是这一阵父母亲也没有吃过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过？

只记得荷西的家属赶来参加葬礼过后的那几小时，我被打了镇静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用，仍然在喊荷西回来，荷西回来！父亲在当时也快崩溃了，只有母亲，她不进来理我，她将我交给我眼泪汪汪的好朋友格劳丽亚，因为她是医生。我记得那一天，厨房里有油锅的声音，我事后知道母亲发着抖撑着用一个小平底锅在一次一次的炒蛋炒饭，给我的婆婆和荷西的哥哥姐姐们开饭，而那些家属，哭号一阵，吃一阵，然后赶着上街去抢购了一些岛上免税的烟酒和手表、相机，匆匆忙忙的登机而去，包括做母亲的，都没有忘记买了新表才走。

以后呢？以后的日子，再没有听见厨房里有炒菜的声音了。为什么那么安静了呢，好像也没有看见父母吃什么。“姆妈上车来，东西太重了，我送你回去。”我的声音哽住了。

“不要，你去办事情，我可以走。”

“不许走，东西太重。”我上去抢她的重口袋。“你去镇上做什么？”妈妈问我。

我不敢说是去做坟，怕她要跟。

“有事要做，你先上来嘛！”

“有事就快去做，我们语言不通不能帮上一点点忙，看你这么东跑西跑连哭的时间也没有，你以为做大人的心里不难过？你看你，自己嘴唇都裂开了，还在争这几个又不重的袋子。”她这些话一讲，眼睛便湿透了。

母亲也不再说了，怕我追她似的加快了步子，大风里几乎开始跑起来。

我又跑上去抢母亲袋子里沉得不堪的一瓶瓶矿泉水，她叫了起来：“你脊椎骨不好，快放手。”